冷战是一个多义词,请在右侧义项中选择浏览 冷战 电影-2000版 2018年由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执导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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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这场冷战构成了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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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冷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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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

    二战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二战中,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急剧膨胀,战后成为世界最强国。经济上,1945年,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军事上,美国拥有装备最精良的陆军和最强的海、空军力量,垄断着核武器,军事基地遍布各大洲。强大的实力使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欧、日本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内外事务。战后苏联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经济得到快速增长,陆军数量居世界第一,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战后形成巨大的政治优势,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并且兼并了一些领土,领土扩大了60万平方千米,改善了西部的战略处境;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苏联,成为其抵御西方势力的重要缓冲带;亚洲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中壮大了力量,赢得了广泛支持,增强了苏联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在这种两极化的国际格局下,双方相互敌视和斗争,矛盾日益加剧,最终走向了冷战。

    外交战略的碰撞

    在雅尔塔体系内,苏联基本上成为最大的赢家,在欧洲,不仅确立了在东欧的支配地位,而且占领了德国40%的领土;在远东,不仅取得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主权,而且在中国、蒙古和朝鲜获得一系列特权;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享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保障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和作用。因此,斯大林一方面对雅尔塔体系感到满意,并设法维持和扩大,另一方面依然将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作为长期战略目标,谋求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使得国家领导人产生了美国无所不能和领导世界的狂妄意识,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实现领导世界的野心,力图削弱乃至击垮苏联,因此在全球反苏反共,努力扩张影响和势力。这样,美苏对外战略就出现了深刻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从而导致冷战局面的出现。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美国与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本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以18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为主要的思想原则,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应推广到全世界。苏联则以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学说为思想原则,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并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己任,以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由于美苏都想为自己抢夺更多的地盘,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推行到别的国家和地区,这自然使他们在广泛的世界事务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对抗,直至冷战。

    英国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战后,英国实力大减,沦为二流强国,但它顽固的反苏反共的立场未变,特别是出于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恐惧,对大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对抗性外交政策。但由于战后经济陷于困境,实力有限,无力单独与苏联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向美国靠拢,运用外交手段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促使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借助美国的力量抵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维护英国的利益。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成为冷战即将开始的信号。

    除了上述四种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冷战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战后美苏两国战略合作基础的消失、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二战导致的政治文化的变化等。

    2冷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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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美英与苏联对立的加剧

    二战结束前后,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与此同时,双方的冷战政策相继出台。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苏联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因此,战后几年,苏联采取一切手段,将东欧和部分巴尔干国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曾指责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但苏联军队驻扎在那里,美英的不满无济于事。

    在对待战败的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的德国(包括柏林市)的态度上,双方争斗的焦点是德国的统一问题。为了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所谓“政治统一”为先;而美国已经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因此主张首先要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由于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美英便先在经济上将它们的占领区合并,这成为西方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最终使德国成为冷战的激烈战场。在日本问题上,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

    在伊朗,双方争夺的核心是石油资源,而形式则是二战后的撤军问题。苏联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军,导致苏伊争端成为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使苏联外交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在土耳其,双方争夺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峡问题。苏联多次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造成了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了美英的强烈反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企图的大大疑虑和敌视。

    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杜鲁门多次表示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而斯大林则在公开演说中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并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以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由于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不到半年,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而美苏关系也尚未破裂,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说法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不仅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对其后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美苏冷战政策相继出台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凯南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美国不能依靠外交谈判和苏联打交道,而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因此美国只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尽管在该文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几个月后,凯南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词,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随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篇以“铁幕”一词而闻名的演说,符合美国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的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指示和实际参与下,于1946年9月27日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密报告,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伴随美苏的对抗与争斗,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杜鲁门主义和两大阵营理论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咨文,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并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名,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表明,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因为“杜鲁门主义”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

    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于是,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向着更不妥协的方向发展。1947年9月,苏、南、波、罗、捷、匈、保、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召开会议。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向会议做了事先由斯大林审阅并多次修改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宣布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并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份以公开提出“两大阵营理论”而著称的宣言和情报局的建立,表明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也正式成立。随后,苏联将斯大林模式向东欧国家移植,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在东欧各国进行了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

    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它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仅仅1500字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通过要求欧洲国家联合提出援助的总体方案而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132亿美元的援助。

    马歇尔计划的实行,使西欧的经济很快得以复兴,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它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它以西欧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互相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援助条件和指导原则,使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西德国家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声。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充满疑虑,并最终以一项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为理由,拒绝接受援助。同时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因参加该计划而导致对苏离心力的增长,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经济与政治控制,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基本确立。

    第一次柏林危机与德国的分裂

    马歇尔计划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将西占区的德国完全纳入西方的轨道。因此,在苏联退出后,美国正式启动了建立西德国家的工作,并采取了从合并美英法占领区到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国的行动。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在1948年6月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北约与华约

    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西方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的核威胁,并认为杜鲁门政府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于是美国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因此该文件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并成为介入朝鲜战争的依据。同时美国认真考虑重新武装西德,随着1955年5月5日西德正式加入北约,美国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
    作为对西德加入北约的直接反应,5月14日苏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3冷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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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冷战的发展、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多极化趋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两极格局的形成至90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的约35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55-1969:缓和、对抗与多中心的孕育

    1955年—1969年,美苏之间既有局部的有限缓和,也有激烈的冷战对抗,同时在两极格局中孕育着走向多极化的其他国际力量中心。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美苏的对外政策都在进行调整。美国主张东西方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避免直接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坚持遏制与对抗,继续进行冷战。苏联主张缓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力求争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实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并为此而积极发展核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是: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由于双方仍然坚持基本的冷战政策,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

    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标志是: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问题,主要包括苏美英法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其二,美苏首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国际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逐渐展开。其三,适度限制军备竞赛,这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英苏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使两国有了一个保持某种接触和联系的渠道。
    但是,由于美苏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战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其重要标志是苏联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巴,相继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最终以一堵“柏林墙”解决;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两次危机都是以苏联的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实际上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25封。在这些信件中,双方都表明了避免因这场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

    另外,1954—1968年美国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所进行的越南战争,是整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导致美国的实力急剧下降,最终迫使新的政府结束越战,并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苏联则借机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走上了进一步对外扩张的道路。冷战将呈现新的态势。

    但是,就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进行冷战的同时,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些极为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逐渐分化,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分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第三世界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一切导致了两极格局的动摇。

    战后形成的西方联盟,是以美欧联合对抗苏联为目标,以美国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为基础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马歇尔计划而在经济上迅速复兴和政治自信心不断增强的西欧,越来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从欧洲煤钢联营为开端、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使历史上战乱迭起的西欧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较长时期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局面,并正在重新成为另一个世界力量的中心。另外,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而导致的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则是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的证明。

    与此同时,苏联力图全面控制苏东集团的做法,严重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从而引起了不断的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致使东方集团逐渐分化,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其一,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的斗争。其中以40年代的苏南冲突,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最具代表性。但是苏联对此采取压制手段,特别是1968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为基本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旗号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行武装干涉的事件,是其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其二,中苏关系的破裂。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两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日益发展。从1963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大论战到1969年苏联悍然武装入侵中国领土并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中苏关系的分裂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相当深刻的政治影响。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年代里,中国迈出了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步伐,终于使自己拥有了“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从而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北方的现实军事威胁,中国开始考虑构筑新的外交框架,逐渐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对美国来说,它不但未能通过遏制和孤立阻止新中国的发展,更未能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对苏联全球扩张的担忧和深陷越南战争的困境,使美国的舆论界发出了变“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要求承认大陆中国,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建立和保持联系的强烈呼声。中苏关系的分裂无疑也使美国看到了以中国牵制苏联的可能。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作出调整。

    新中国的崛起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同步进行。1955年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举行的万隆会议,并由此而诞生的、体现和平共处原则的“万隆精神”,“表现为对西方统治的抛弃”,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起点。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崭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随后产生的不结盟运动和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为斗争目标的“77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而鲜明的标志,他们将以联合国为讲坛和斗争场所,对两极格局造成冲击。

    1969-1985:缓和、紧张与多中心的发展

    1969年—1985年,美苏关系既有明显的缓和,也有紧张的重新加剧,与此同时,多个力量中心也在不断发展。

    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它的对苏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已发生严重动摇;它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正在遭遇挑战;它必须重新评估中国在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并改变以往僵硬的对华政策;还有那场使它付出了3000多亿美元、几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打赢的越南战争,以及导致其国力相对下降的大量海外军事义务。因此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调整,其标志便是 “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项原则”和“三根支柱”。“三项原则”是:1.美国将恪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美国认为它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3.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三根支柱”是:1.伙伴关系,即美国要与其盟国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此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2.实力,即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3.谈判,即美国对其敌手要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此实现力量平衡。
    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①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逐步结束越南战争。第二,继续东西方的对话与接触,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力图从实力出发,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的军备。第三,主动采取行动,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并利用同中国接近来对付苏联。第四,调整对盟国的政策,通过强调西方联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福特任内,最终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从而完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并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促进东欧变革。但是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提出了要使用一切手段阻止苏联继续南下的被称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为里根政府以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面对仍处于咄咄逼人进攻态势的苏联,里根实行新遏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全球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上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e 简写为SDI)该计划是要运用高科技手段,在美国上空建立一种反弹道导弹的核战略防御体系,在敌方的导弹起飞、进入太空和重新进入大气层袭击目标的不同阶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进行层层拦截,以保证美国在核攻击时处于安全状态。在外交方面对苏联重新采取强硬政策。

    综上所述,从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美国的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从全球扩张到局部收缩再到结束收缩的曲线,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对苏政策也从缓和再次走向强硬。

    在这一阶段,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勃列日涅夫实行积极进攻和对西方缓和的双重战略。前者是指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他认为,只有将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并保持与美国的平等,随时保持警惕并采取进攻态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并使苏联在世界上拥有更大影响。后者是指争取通过与西方国家的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缓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这就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反导条约,ABM)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Ⅰ),以及1979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但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而推迟了对SALT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Ⅲ,但无果而终。

    这些条约的签订,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有助于战略的稳定。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则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在缓和达到高潮时,由于1979年底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而引发了新一轮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时期。至此,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达致顶峰。

    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表现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方面。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大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

    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他们实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协定》为代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尽管存在缺陷,却是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径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更是欧共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加强其欧洲特性的突出表现。欧洲作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正在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1980年波兰出现的把改革波兰现行社会制度作为其奋斗目标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危机深化的典型表现。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一些已经独立的国家积极通过联合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人们都能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1985-1991:冷战终结与多极化的发展

    1985年—1991年,美苏进入缓和与对话的新时期,而其结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冷战终结,两极格局也以苏联一极的自行坍塌而最后崩溃,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1985年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经过四年的努力,美国认为它已经扭转了与苏联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利趋势,可以从实力出发推行更为灵活的对苏政策。布什入主白宫后,更是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与此同时苏联在1985年也换上了戈尔巴乔夫这位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通过改革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从1985年到1991年,美苏总统之间进行了5次会晤,并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第二,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在核裁军方面,以双方相继签署《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Ⅰ)为标志,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上,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一致行动,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与西方合作的态度。

    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苏联宣布不再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标志,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卷入。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1991年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俗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可以预见,尽管欧洲还会经历冷战结束后的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阶段”终于到来了。但是,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到冷战结束之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4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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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剧变,又称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为1989年革命。最先在波兰出现,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荡。1989年,民主德国出现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长期保持稳定的民主德国政局出现大动荡。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换,随后党的方针改变:承认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为合法组织;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决定实行多党制。第二年春天,称为“德国联盟”的三个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10月,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柏林墙打开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前往西柏林。后来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东欧剧变使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耳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1990年7月,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Kohl)说服戈尔巴乔夫不反对德国在北约组织下实现统一,以作为德国持续经济援助苏联的回报,清除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碍。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会议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峰会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使冷战走向终结。布什总统称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实现美苏合作,从而在处理双方及世界问题上打好基础。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的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这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人口、总面积和经济实力在联盟中占绝对优势。三国的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明斯克会晤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于 1991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2006年5月21日,塞黑就黑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继续维持现行国体。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在于,分裂与 塞尔维亚和黑山否将影响从巴尔干到欧洲的政治版图;历史意义在于,将决定南斯拉夫残存的血脉是否得以保留。当地时间2006年6月3日晚,黑山共和国议会在首都波德戈里察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黑山独立决议和独立宣言,黑山正式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塞黑)解体是冷战彻底结束的标志。

    5影响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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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一个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和苏联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的解体,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统一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建构。而且,既然“世界经济体”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么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将主导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显然,这种观点若证之以历史实践,乃是面向“过去”,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发展道路选择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若放到世界历史坐标上,这种解释与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一些宏大“革命话语”一样,只具有“短时段”的意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出一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普世意义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20世纪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实质都是相对落后地区对“现代性”的抵制或反抗,它们在与“现代性”的较量中终因落后而落败。但是,这些替代性选择的失败并不能得出新的选择不会再出现或人类不再需要新的选择的结论。因此,“历史终结”论并不具有对“未来”的解释功能,如同其他种种乌托邦理论,它无法论证继续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虚妄就在于将短时段的历史观察升格为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

    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苏联模式的失败也没有终结发展道路的竞争。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当然,由于冷战的终结,竞争性选择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原来主导二元体系格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解,原先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性对抗开始发挥其威力。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激发和推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力量,这种被亨廷顿称作“文明冲突”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展开。但是,在竞争性对抗的实践层面还看不到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另一种选择的主体及其替代性方案。况且,这种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型对抗所表达的仍然是旧时代的矛盾。与国际政治的显性冲突比较,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远的是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及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中,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共同体边界的不对称、信息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认知的不对称、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不对称是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上述矛盾在冷战时期也已产生,但当时受制于“二元世界”的分割而尚未达到“全球”程度。国际体系的冷战桎梏已被打破,世界体系的一元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人类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同时具有了全球化的形态。由上述矛盾而展现的新阶段的世界体系运动比冷战时期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困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张力因两者发展的不同步趋势拉大而更加凸显。

    首先,后冷战时代的乱象纷生反映出现实世界在失去“两极霸权”的稳定机制后,尚未形成与全球化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新的稳定机制。罗伯特·基欧汉在冷战后期曾经提出“霸权之后”如何以“制度性稳定”为目标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的前瞻性命题,但迄今这仍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命题。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及其引领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所以“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是全球公民社会难以生成的政治和观念障碍。虽然资本运动已经超越了国家及意识形态屏障,形成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但在资本流通的管理、资本利益的分配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仍然离不开国家主体,因此人类社会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与国家本位的治理机制之间难以协调的悖论性困境。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普及、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来的霸权国家地位相对衰落,出现了“中心权力均衡化”趋势。巴里·布赞据此认为,超级大国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是最后的超级大国”;[7] 另一方面,囿于国家本位的利益诉求,实质性的全球治理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无论霸权国家还是新兴大国,在权力和义务的计算上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尽可能多获取而少付出,表现出“经济人”理性支配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公共产品的短缺和治理观念的相左,又缺乏全球性的法治平台,在国内政治中作为“良治”机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社会只能发挥“论坛”的功能,而难以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机制。当今世界,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举行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首脑级或政府间国际会议,也建立了相当数量各个层级的国际组织,通过了大量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宣言”、“决议”、“行动纲领”,官方或民间的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许诺或呼吁,但是,真正有实效的解决问题之举却屈指可数。即使在区域性整合上走在最前列的欧盟,也因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遭遇了严重的治理难题。

    其次,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全球性危机时,人类取自以往历史经验的智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解读危机的种种言论层出不穷,各种“专家视角”的评述众声喧哗,但至今少见真正有理论创见的前瞻性思想。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初人们继续冷战思维的惯性思考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尚属不可避免,那么在二十年后人们仍然难以跳出旧思维的窠臼则是一种思想危机征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运动呈现出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结构的矛盾,但在应对危机的理论对策中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仍然是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观念。于是,人类社会在陷入结构性发展困境的同时也陷入了思想滞后的困境。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性问题已达到无法套用前人经验的空前难度,但尚未出现能够引领解决问题方向的新世纪的思想大师。当然,在理论层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围绕“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以及源于先进地区历史实践而发生的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些思想之所以有创新意义,是因其对人类当下困境的解读已经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从而为新的“后现代”选择取向开拓了思路。但是总体而言,在经历两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尝试后,人类能否走出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王国”,以自觉的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进入更具先进、正义和合理性的“自由王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历史命题。

    总之,正是在全球性问题的难解上,我们看到了后冷战时代人类的困境。只要人类的共同体结构和治理能力还停留在民族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层面,那么,某些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排他性利益诉求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人类社会拖入新的冷战式冲突中,甚至不能排除冷战时期被抑制的核战争会在未来的某一次冲突中成为现实。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诚然,我们寄希望于21世纪的人类会随着世界体系结构的演进而找到破解全球化困境的先进理念和治理方案,但当前必须为应对后超级大国时代的“无极化”混乱局面做好准备。人类历史并不总是循序渐进,“断裂”式加速或倒退也是常见的历史现象。

    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命题,“冷战的终结”可以成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认知纽带。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以历史为鉴,那么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未必会再次导向冷战式对抗,而且从历史的深层反思中人们有可能形成关于未来发展路径选择的共识。否则,人类社会将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冷战的覆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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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世界近现代史
    [2].再谈冷战的起因
    [3].浅析冷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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