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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 (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

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言论散见于《尚书》等著作。

本名
姬旦
别称
周公、周公旦、叔旦
朝代
商末周初
民族
华夏族
职业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
尊称
“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
出生地点
西岐
出生时间
约公元前1100年
主要成就
制礼作乐;经营成周;讨伐叛乱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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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2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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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武王
周公周公

周公在周文王诸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德行和智慧都远远超过除武王之外的其他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同

母兄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记•鲁周公世家》。又说:“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这说明,周公早已因其德行而深受文王的器重。但关于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即位以后,周公已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武王的主要助手之一,周公在周族最高决策层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史记》中就有“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鲁周公世家》)的记载。

在灭商兴周大业的几次重大行动中,周公都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公元前1029年,周人在武王的率领下东进至盟津,会盟八百诸侯,显示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中,周公是以武王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史记》记载:“武王九年,东征至盟津,周公辅行。”(《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1027年,周人兴兵伐纣。征商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在克服路途中意想不到的暴风骤雨所带来的困难之后,于二月甲子这一天的拂晓时分赶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

在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为武王起草的《牧誓》中对商纣王的罪行进行了声讨:“古人有言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它揭露了商王所犯罪行有三:一是听信妇人的话;二是不祭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罪人,使他们残暴地对待老百姓,在商国作乱。《牧誓》中对商纣王的指责,虽远不如后世檄文那样,把对手说得如何荒淫、残暴,但却极具针对性。它巧妙地利用商代普遍盛行的“天命”观和父系社会以来人们对妇女的偏见做文章,以一种“敬德保民”的思想声讨商纣王不能“保民”的罪恶,得出人人皆可诛之的结论。这就使一支由周、庸、蜀、羌、髯、微、卢、彭、濮诸部族联合组成的反商同盟军队统一了认识,坚定了消灭商纣王军队的决心。《牧誓》中还宣布了战斗的纪律和策略:“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它要求将士们行军时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一下;刺杀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要停下来整顿一下,以保阵形不乱。还要求将士们要像虎貔熊罴一样勇猛,直捣商都。同时还强调不许杀掉前来投降者的命令。后来的战事证明,《牧誓》起到了极好的战前动员的作用。反商盟军先由吕尚率百名勇士在商纣王军队阵前挑战,再以大军冲杀商纣王军队,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商纣王军队中的士兵多为奴隶,他们纷纷在阵前倒戈。于是,不到一天时间,以少击多的盟军就大获全胜,商纣王逃回朝歌,在鹿台自焚。商王朝五百年之江山毁于一旦。

灭商后的第二天,周人即着手建立新王朝的工作。他们开始整修道路,修复大社和商纣王的宫室。一切就绪后,周人在商王宫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典礼。这一天,由一百名高大健壮的男子高举着大旗作为先导,周公手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二人一左一右夹侍着武王,在散宜生等开国功臣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行进至大社祭祀天皇上帝。武王拜祭道:“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正式宣告周王朝承天命取代商王朝而一统天下。

在紧接着的西周王朝首次大分封中,开国功臣们论功依次受封。吕尚功居首位,得到首封,受封之地为营丘,国号齐。周公仅次于吕尚而受封,封地为曲阜,国号鲁。但后世人对周公封鲁之事历来又有两种说法。《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吴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也就是说,周公之子伯禽代周公就封为鲁公。而《史记》索隐说,“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世为周公”,也就是说,周公长子伯禽直接被封于鲁。我们认为,伯禽代周公受封于鲁是可信的。在周王朝首次大分封中,以周公之功劳才可能受封于鲁,其子伯禽尚不具备此资格。至于后来周公一直未能就封,与武王早逝,朝中已离不开周公有关。假若武王尚在,则周公本人直接就封于鲁国就势在必行。因为如果武王仍健在,周王朝局面稳定之后,朝中不可能再容忍周公“功高震主”情况的存在。

灭商建周之后的第二年,周武王就生了一场大病。武王生病期间,吕尚、周公和召公等朝中重臣必定要想方设法挽救其生命。周公这时的所作所为,却成为后世人一直争论不休的疑案。根据今文《尚书》之《金滕》篇记载,当武王生病时,太公、召公说:“让我们恭敬地为国王的疾病占卜一下好吗?”周公说:“不要使我们的先王忧虑吧。”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为质,便清除一块土地作为祭礼的场所,在上面筑起三个祭坛。祭坛建在南边,面向北方。周公站在放着玉璧的祭坛之上,手拿玉圭,向周族列祖太王、王季和文王祷告。他说:“你们的长孙生了重病。

假若你们三王的在天之灵得了什么疾病,需要做子孙的去服侍你们,那就让我姬旦来代替你们的长孙吧!我有孝敬的仁德而又伶俐乖巧,能够很好地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像我这样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他在上帝那里接受任命,按照上帝意旨正在统治四方。因而你们子孙的统治权才这样在人间确定下来,四方的臣民无不既尊敬又害怕。唉!不要毁掉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大命吧!这样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皈依了。现在我就要通过龟卜来接受你们的命令了,假若你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拿着璧和圭死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假若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就要把璧和圭抛掉。”周公说完以后就在三位先祖的灵位前各放一龟甲,进行占卜。占卜结束后,打开竹筒,看见的都是吉兆。周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武王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周公走后,史官就把周公祈求代死的祷词写在典册之上,放在用金质的绳索捆束的匣子(即“金滕之匮”)中。正巧,第二天武王病体痊癔。后来,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周公摄政。这时管叔等人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幼小的国王”。于是周公“居东”二年,把发动叛乱的人一网打尽,并且作了《鸱鹦》一诗送给成王。诗中写道:

鸱鹗鸱鹗,即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卒瘸,日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倚倚,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中表达了周公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是,成王看过之后对周公之心仍不理解,因此惹恼了上帝。这一年秋天,庄稼长得很好,但在收获前一天,忽然雷电交加,并刮起了大风,庄稼都被吹得倒伏在地上,大树也都被风拔了起来。国内的人都非常恐慌,成王和大夫们身着朝服,打开了那个“金滕之匮”,看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求代替武王去死的册书。成王向史官们询问,证实确有此事,这才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亲自走到城郊去迎接周公。这时,上帝息怒了,奇迹出现了,风向相反的方向刮去,被吹倒的庄稼又重新站了起来。这一年,全国庄稼大获丰收。

对于这一段记载,后世史学家和经学家大多持肯定态度,对其深信不疑。但历代学者中,也有不少持怀疑态度。宋代学者程颐,清代学者王夫之、袁枚及近人顾颉刚等,都认为《金滕》所言不可信。理由是,该篇文献虽属今文,但意多浅晦,文体平顺,其写作年代应该较晚,因而可能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自然就很成问题了。也有学者指出,《尚书》文体虽古奥难懂,但文中记录的答问之辞却大多平易寻常,因而仅凭该篇文字不显得估屈聱牙,就把它定为伪作,未免过于武断。这样,周公祈求代武王而死之事就成了一桩难断真伪的历史悬案。

如果今文《尚书》之《金滕》篇所述是真实的,那么,周公的所作所为到底有何真实意图呢?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代武王而死呢,还是在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又成为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明代学者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把周公作为博取虚名之徒的开山祖。史学家顾颉刚则把此时的周公比作“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说周公在玩弄欺世盗名的把戏,不能认为完全没有道理。周公好像是利用了史官和“金滕之匮”。一方面,他告诫史官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诫守者勿敢言”(《史记•鲁周公世家》),另一方面又要把这次事件的记录文册放于王朝遇到重大困难时必然打开的“金滕之匮”中。这种做法的确是有意的欲盖弥彰的行为,以图在关键时刻收到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的效果。但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在周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人们的宗教观念仍是虔诚地崇拜祖先神。因而周公在武王病情危重时求鬼问卜,祷告祖先,也完全可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行为。同时,纳册于匮也并不违背当时的礼仪规范。周公告诫史官不将此事语人,也可能是出于其谦虚、谨慎的美德。综观周公这一生之德行,他祈求代死完全可能是一种真诚的祈祷行为。同时,该篇中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虽然明显是荒诞的,但也不能成为否定该事件真实性的依据。在迷信观念盛行的年代,作者杜撰出这类奇迹来,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感染力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有关周公祈求代武王而死的记载具有极大的可信度,不应轻率地否定。

执政称王

周人夺得天下之后,其政权并未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周武王因痛感当时“天下未集”而深感焦虑,以致夜不能寐。

他夜以继日地为新王朝的巩固而操劳,很快就积劳成疾,在君临天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时,武王之子尚未成人,难以担负统治天下的繁重任务,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仍令人担忧。对于武王之弟周公来说,维持摇摇欲坠的新兴政权的继续生存,就成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公在周初的几年里是如何执政的呢?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千古之谜。

从《左传》开始,历史上关于周公执政的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周公辅成王”之说。《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记载了鲁大夫展喜在齐国大军压境时与齐孝公的对话,说到周公与姜尚(姜太公)二人“股肱周室,夹辅成王”。这是“周公辅成王”之说的最早记载。在同一书中,卫大夫祝佗(子鱼)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定公四年》)“相”与“辅”实际上是一回事。后来的《孟子•万章》中也有“周公不有天下”的说法。以后,“周公辅成王”之说,就成为绝大多数儒家学者之定论。

然而,儒家“周公辅成王”之说,在后来确定周初诸诰的作者时,却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麻烦。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尚书》所记载的周初几篇诰词,除《召诰》是召公夷讲的以外,其余诸篇本是周公的言论。但在这几篇诰词中,都是以“王日”或“王若日”来称呼说话人的。由于这与传统观点所认同的周公的辅佐身份不相吻合,于是汉以后治《尚书》者大都把这个“王”理解为周公所辅之成王,并把其中几篇诰词干脆张冠李戴地说成是成王所作。如汉代出现的《书序》,就把《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直接说成是成王所作。对有些明显不能说成是成王所作的诰词,则解释为周公代成王而作。如《书序》认为《多士》篇是“周公以王命诰”;郑玄把《康诰》中“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之“洪”字解释为“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诰”。在汉代经学家中,只有《洛诰》、《无逸》、《君夷》等篇因为在文中载明了作者,他们才说成是“周公以成王命诰”。

把这些诰词说成是成王所作或周公代成王所作,虽然从字面上还说得过去,但是一旦深入到对诸诰内容的分析,就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在《康诰》中有这样一段诰词:“王若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说:“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从先秦史籍我们得知,康叔本为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如果成王分封康叔,周公代成王作诰词,那么就应用侄子对叔父的称谓。但在这里,诰词发布人显然是直接以康叔之兄的身份对其进行分封的,这就成为经学家们无法解决的难题。虽然自汉代到唐代的经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都不成功。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干脆采取想当然的做法。他们认为,既称王又为康叔之兄的,只有周武王,于是就断定《康诰》必为武王所作无疑。但是,在《康诰》的篇首明明提到诰词的作者是周公,这是“武王作《康诰》”说难以回避的难题。为了绕开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宋代学者苏轼就直接断言有关周公的四十八字必定是诸诰中的另一篇即《洛诰》的脱简。宋代许多学者都力主《康诰》等三篇有“王日”或“王若曰”的诰词为武王所作,这一观点也为元、明、清及近代的许多学者所接受。由于避开周公来论《康诰》、《酒诰》、《梓材》等篇作者的观点太过牵强、附会,因此在历代不断地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作者就是周公。如宋儒吕祖谦在《东莱书说》中说:“封康叔为卫侯,......周公成王爱护保养之详如此也。”宋儒真德秀在《读书乙记》中也说:“此篇胡氏以为武王之书,......今姑存先儒之说,以为周公作。”清儒王鸣盛在《大诰•正义》中说:“‘王’,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

对《尚书》中周初诸诰作者的争论,实际上引出了历史上周公是否真正执政称王的问题。

其实,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不少典籍记载了周公称王之事。《苟子》之《儒效》篇中就说:“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也就是说,在武王死后,周公为了统一天下,就摒开成王,自己来继承武王之位,安然地坐在天子之位上听政,攻杀反叛之人,按自己的意志分封诸侯,完全把天下当作一己之天下。但人民却很信服他,并无半点闲言碎语。根据苟子所言,武王死后,周公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王。《尸子》中也说:“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践东宫,祀明常,假为天子。”袁准在其酊正论》中收录了这部已亡佚的著作中的这段话,并解释说:“明堂在左,故谓之东宫。王者而后有明堂,故日‘祀明堂,假为天子’。”根据《汉书•艺文志》,尸子为秦孝公时著名变法人物商鞅之师,也就是说,早在苟子之前就有了关于周公践明堂为天子的历史传闻。苟子的学生韩非也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韩非子•难二》)。先秦典籍《礼记》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明堂位》)这些材料表明,在战国时代,周公称王还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汉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周公曾经称王。汉初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第三条),“武王崩,成王幼,周以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第七条),“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第八条)。汉初另一典籍《淮南子•齐俗》中说:“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同书《汜论》篇中还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虔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内,可谓能武矣。”把一个真命天子的形象描绘得何其形象、生动!汉代经学著作《尚书大传》中也说:“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爽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通鉴前编》引),“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隋书•李德林传》引),还说周公“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仪礼经传通释•祭义》引)。这样就把周公称王七年问的所作所为演绎得相当丰富、具体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基本上沿用了周公称王的说法,《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关于周公称王的说法,在西汉之后就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后世学者鲜有提出此论者。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但是,“周公称王说”为“周公辅成王说”所逐渐取代,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逐渐取得“定于一尊”的垄断地位这一重大思想文化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周公辅成王说”正是儒家学者所大力倡导的。

儒家为什么要竭力否定周公称王的事实呢?这是由儒家在政治伦理方面主张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尊卑秩序这一点所决定的。汉儒董仲舒开始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准则,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统治秩序上升为宇宙间不可更改的法则。在这种思想的审视之下,身为臣子的周公怎能妄自称王呢?说周公称王,岂不是等于说这位圣人篡位了吗?这是儒家所万万不能接受的。晋代伪《孔安国传》出来以后,为该书作注释的《孔疏》就批评了郑玄关于周公称王的说法。在为《大诰》“王若日”作注时,就断言“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这就从儒家纲常伦理出发,从根本上排除了周公违背纲常伦理,不守臣道而称王的可能性。

儒家为了让周公摆脱篡位的骂名,在史料上大做文章,竭力宣扬周公是由于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年幼,追不得已才代为摄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司马迁这位以”良史“闻名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虽基本上沿袭”周公称王说“,但仍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强葆“即”襁褓“的假借字。《史记正义》解释说:“’强‘,阔八寸,长八尺,用约小儿于背而负行。’葆‘,小儿被也。”汉代人对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说法深信不疑,以致汉武帝在晚年托孤给霍光时,还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他,命他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继位者。尽管汉代人如此相信经学家关于武王辞世时成王尚年幼的说法,但这一说法本身却包含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如《史记•鲁周公世家》在说了“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之后,又说:“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及七年后,还政成王。”从正常人的生理发展规律来说,一个婴儿经过周公短短七年的教养就可以看作成年,能够独立主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矛盾的确使后世儒者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东汉的学者们又把武王死去时成王的年龄加大。郑玄注《尚书•金滕》说:“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则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按这一说法,成王执政时已二十二岁,其能力显然已可处理国家大事,比之旧说更为可信。但如果按这一说法,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因为若武王在文王去世后第二年就生子,显然会使大圣人触犯儒家伦理中“服内生子”这个最大的禁忌,得一个不忠不孝的骂名,故这一说法就难以为人所接受了。其后,王肃在作注时说:“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这样,就避开了上面的矛盾。虽然上述这些论证同样缺乏可靠的证据,但更符合当时的事实。正如清代学者庄存与所言:“夫’孺子‘、’冲人‘、家人、寿翥相与元常言,’予、冲子‘,’予小子‘,古天子通言上下之恒辞,不以长幼而异者,则《书》之训绝无可据为幼不能莅阼之征矣。”(《尚书既见》)也就是说,根据《尚书》中周公称成王为“小子”就断定其年幼,实在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执政称王》中考证说:“据《古本纪年》的记载,武王死时年五十四(《路史•发挥》四引),成王是他的长子,该有三十岁左右,确实不幼。”此说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周公像.jpg周公像

儒家把周公称王一事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并尽力掩盖,那么,周公当时称王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首先,周公时期诸侯等统治者称王本身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这样,周公以“王”自称就是十分自然的行为。

周代统治者在称呼上常常是多样化的,称王并不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诸侯们从不忌讳“王”字。从现代金文研究的资料来看,“楚王”既称“王”(楚王预钟等),又称“公”(楚公逆鳟等)、“侯”、“伯”、“子”。同一个统治者有不同称呼的现象,不仅在金文中出现,也在先秦典籍中出现,如楚王,在《春秋》中称之为“子”,在《左传》中则记其为“王”。《史记•周本纪》对周人历史上的首领“公季”也称“王季”。近人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中认为:“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他的观点得到了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的赞同,并说“其说无可易矣”(《金文丛考》)。

顾颉刚也十分赞同王国维的见解,并且进一步指出,夏代以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大朝,虽然夏代以后已有些大朝的规模了,但是那些林立的部落或国家或大或小,其强大者或自封为王,或被受它压迫的部落推奉为王。他举例说,楚、徐、吴、越等诸侯都曾称王,这些在《左传》和《礼记》等典籍中均有明确记载。其他部落则有蜀王、滇王、义渠王、夜郎王等称王者。周人直系祖先中,太王以上都只是社会的世袭酋长一类的人物,但他们却把每一位直系祖先都称为王。顾颉刚因此说:“周公在执政时称’王‘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有如清宫太监们称皇帝为’佛爷‘,而喇嘛教里的高级僧侣也被称为’佛爷‘,其名虽同,实际的社会地位则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不必像西汉以后的人们过分重视名分而生出许多大惊小怪。”他举例说,《诗经•小雅•六月》中有这样一句话:“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句话中的“王”,肯定不会是一般人认为的周宣王。因为这里的“天子”必然指周宣王,这个出征的“王”乃仅仅“佐天子”的角色,故这个“王”的地位的确是低于天子的。

根据以上分析,周公完全可以在地位低于成王的情况下称王。

其次,在周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周公即便取得与成王平等的地位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西方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到,在易洛魁军事联盟中,随着军权与民政权的分化,政府也就由一权政府转变为二权政府,出现了将军和酋长两个首长并存的情况。在氏族社会中,如果遇到外敌入侵这类突发性恶性事件,常常不得不设置指挥军事作战的将军一职以抵抗敌人,这就极自然地出现了二元政体,即两个地位相当的首领相并存的体制。这种情况在罗马帝国中也出现过。摩尔根分析说,易洛魁设置两名首领,“与罗马人在废止列克斯之职以后设置二名执政官的用意,先后如出一辙”。两个执政官或王相并列,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特定时期也存在过,直到现代,欧洲的小国圣马力诺仍是两个执政官并列。

周初的情况虽不完全与上述情况相同,但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周公此时与成王相并列的可能性。武王死后,管叔、蔡叔与武庚内外勾结,发动叛乱,新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因而,出现一个类似于古罗马的“列克斯”职务的军事首长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的周公及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根据关于周公的历史记载可知,他一方面握有军权,可以在军事行动中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拥有祭祀权,“乙卯,周公朝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召诰》),具有与祖宗神灵交流的特权。因此,他的实际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足可以与成王相比肩,人们把周公与成王二王并称是很自然的。在周公时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尚未确立,用封建时代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眼光来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强人所难,过于苛责古人了。秦汉以后,由于统一的大帝国的出现和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帝王获得了绝对优越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的地位和权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种形势下,儒家学者也只好把周公描绘成一位从不敢与成王比肩的人物供后人效仿,以此讨好封建帝王。这种观点因其常带有极强的御用目的,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当时周公的真实地位。

再次,在武王死后,周公完全可能成为继位者,充当新一代的王。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的王位继承制上,并非仅有父死子继一种方式。夏代就有传子制和传贤制两种制度的斗争。从传说来看,禹以前的“选贤与能”,实行的是传贤制。禹的权力来自舜的禅让,是传贤制的结果。启改传贤制为传子制,建立了世袭制的夏王朝。但是启的儿子太康与其余四个兄弟争夺王位,造成太康、仲康流亡,太康并于流亡途中死去,东夷族的有穷氏后羿遂“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利用传贤制篡夺了政权。后来后羿的亲信伯明氏寒浞采取各种手段收买人心,培植亲信,扩张势力,以至“外内咸服”(《左传•禀公四年》)。而后羿陶醉于胜利之中,沉湎于田猎,委政于寒浞,结果被寒浞谋杀,王位也被后者所篡夺。启的孙子相元子少康复国以后,又恢复了夏的传子制。但在帝不降死后,由帝扃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王位。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少弟死后,再由长兄之子继位。商汤在位时间很长,长子不及继位就死了,所以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位。但外丙和仲壬在位时间都很短,商朝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伊尹手里。伊尹本是作为陪嫁的奴隶,随有莘氏之女嫁到商汤处的。由于他的职务是厨师,他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汤游说,受到汤的赏识,举以为相。仲壬死后,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但太甲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在劝谏无效之后,将太甲放逐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由他自己来执掌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个千古悬案。按《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的说法,“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伊尹放太甲,而卒为明王”,说明伊尹放逐太甲,意在教育,不在打击,并无篡权意图。但在西晋年间从战国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样就把伊尹说成是被诛杀的巨奸了。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颇。在《尚书》等儒家典籍中有把伊尹按自己的圣贤观加以理想化的地方。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一方面说太Ep杀伊尹,另一方面又说太甲以其子代相位,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古代社会,在剪灭对手时往往斩草除根,满门抄斩,怎会养虎为患?因此,比较而言,儒家观点更为可信。不过,伊尹在太甲被放逐的几年间,很有可能称王。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商初,政局未稳,不称王难以号令天下。伊尹此时称王,是维护新王朝生存所必须,从客观效果来看也是有巨大功绩的,故不应简单地以是否篡位这个标准来衡量。如果真有伊尹称王之事,那也是古代传贤制的重演,并非大逆不道。此事产生的积极结果,就是启发了周初周公旦为了巩固新生的周政权而摄政称王。因此,伊尹在商初逐太甲而摄政的意义不可低估。

有商一代凡三十一王,在王位继承制上的确做到了传子和传弟制并存。其中,除商汤得天下自立为王外,以父死子继方式得王位者有十六人,以兄终弟及方式获王位者共十四人。周初若承商制,在王位继承制度上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直接由周公继位,在当时是完全可行的,人们也不会感到太意外。

根据先秦史料记载,周武王病重时还曾打算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有这样一段记载:“王日:’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裳),悲不能对。......王日:‘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命),用建庶建,叔旦

恐,泣涕共(拱)手。”也就是说,武王宣称他受到二神的指示,知道自己的死期(“灵期”)将至,顾念国家(“乃室”)和“朕室”前途未卜,愿意兄终弟及,把王室传给德才兼备的弟弟周公旦,并讲明这事可以当面决定,不需占卜。但周公旦只是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逸周书》中各篇文献的著作年代虽还无法确切断定,但大部分都出于战国,此时距离周初已有七八百年的时间,故这些记载不一定是实录,不过它们至少表明战国时人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传说。如果武王主动传位于周公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此后周公称王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基于以上几点,周公在周初执政称王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必要的,对此的怀疑和指责,是难以站住脚的。周公到底以哪种方式称王的,也可以根据历史上的种种记载推断出一个大致的情况。从以上所引资料中多次提到的“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韩诗外传》三)、“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苟子•儒效》)及“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七年而致政成王”(《淮南子•齐俗》)等判断,周公极有可能在上述的第三种情况下称王,做了七年有名有实的至高无上的周王。周公在周初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没有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的身份作为依靠是根本不可能的。

东征平乱

武王灭商兴周的宏愿虽在占领商都朝歌后得到初步实现,但如何巩固和扩大新兴的周政权在全国的统治,是一个急需进一步肿伏廿魁司日冶风口苊议驯冶。讯血丁。公丁篇就说过:“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说明直到文王时期,周的实际控制区域尚不过百里。而殷商实际控制的疆域,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北达山西南部,西抵渭河,南达江汉,东部更有徐、淮、奄等附属方国。“小邦国”如何真正取代“大邑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地区的人民,这是新兴的周朝统治者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便于统治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还得暂时保存殷商的原有统治机构,利用其已降服的上层人物,安抚当地被征服的人民。所以周武王和周公在灭殷之初,就制定了对殷人的分化瓦解政策,利用归附西周的殷人首领来统治广大殷民。既不打乱殷人原来的社会组织,又保留殷人的某些利益,让他们“宅尔邑,继尔居”,“宅尔宅,畋尔田”(《尚书•多士》),或者让他们“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尚书•多方》),即让他们占有原来的土地和房屋,保留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又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让其仍居殷之故地,管理殷民。但是,他们对武庚不放心,所以又派遣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个兄弟去监督、管理,称为“三监”。

至于“三监”的具体内容到底为何,历来存在争议。首先是对“三监”究竟为何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三监”是分封给管叔、蔡叔和武庚的三个不同的监国,以《地理志》为代表。另一种说法是,“三监”为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尚书大传》说“禄父及三监叛”。很显然,“三监’‘不包括武庚。其次,对”三监“之”监“的性质,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监国,”监“是”监视“、”监察“、”监管“之义,其地位应与周初之”侯“、”田“、”男“、”卫“四服相当。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监“不是监视某一个人之”监“,而是一个职官名,”三监之国“不是国名,而是驻军地点,”三监“即三个驻军地点的军监。我们认为,”三监“为管叔、蔡叔、霍叔建立的三个监国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这三个监国分别是位于今易水、涞水流域的邶,宋商丘之地的廊以及殷地的卫。

武王死后,周公执政伊始,”三监“首先发难,在新王朝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历时较久的动乱。

周公继武王而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滕》)《左传•定公四年》也说:“管、蔡启商,基问王室”。这就是说,管叔、蔡叔等人对周公代替成王执政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说周公篡位。管叔、蔡叔还恶毒地离间王室,在国内造成贵族之间的分裂,在国外则“启商”,引诱商纣王之子武庚借机叛周。《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卫世家》也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其中,管叔又是重要人物。管叔在文王正妃太姒所生之子中排行第三,而周公仅排行第四。管叔之所以对周公不满,是因为他是周公之兄,若按“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王位的本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殷遗民,向周公发难。周王朝内部的分裂,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东夷诸小国,本来在殷商时代就没有真正统一于中央王朝,新兴的周王朝也未能对其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这时他们就乘机鼓动商纣王之子武庚反周复商。据《尚书大传》记载:“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爽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日:’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奄地原是商王南庚、阳甲的都城,位于今山东曲阜。盘庚迁殷后,它仍是一个殷属的大国,因而它在策动反周的活动中格外卖力。同时,由于周王朝对殷遗民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措施,使得他们原有的实力保存得较好,具有复国的足够资本。在此煽动下,武庚坚定了反周的信心。

各方反周势力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之后,这场反周公和反周王朝相结合的战乱终于爆发了。以武庚率领的殷民为主,联合了管叔、蔡叔、霍叔以及前殷商的属国和非属国,如奄、徐、楚、秦、淮夷、蒲姑等十几个国家,一同向西进军。其阵营可谓声势浩大,顷刻之间,整个西周王朝已塌了半边天。至于这次反周同盟到底有几国参与,说法颇多。《吕氏春秋》说是“东夷八国”,《逸周书》则说“熊、盈族十有七国”。不同说法差异悬殊。其说虽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国数和人数是相当多的,并且管叔、蔡叔和商、奄是其中的主角。

在这样大的叛乱来临之际,周公面前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问题。由于叛乱的首领中有管叔和蔡叔等多名王室成员,而他们又在舆论上先声夺人,这样就使得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感到正邪难分,无所适从。尤其使周公感到为难的是,被封于齐的周王朝第一功臣太公望(吕尚)和担任周王室“三公”之职的辅佐之臣召公爽,这时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据说召公还写了一篇《君夷》对周公称王之事表示不满。这就使周公一开始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由于太公望和召公爽的地位和影响对周王朝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公必然意识到要取得平乱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他对太公望和召公爽这两个关键人物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他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站出来摄政称王,实在是怕天下趁机叛周。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将无法向太王、王季、文王这些先王交代。他们为了安定天下,经历了多少艰辛,创建了这份基业。现在武王早死,成王年少,此时此刻我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有利于周王室。”他还引证了商王朝在类似情况下辅佐大臣摄政的几个成功例子。他说:“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监;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史记•燕召公世家》)也就是说,商代在几个危难时期,由于有伊尹、伊陟、臣扈、巫贤和甘艋等人的忠心辅佐,才得以渡过难关。借此,周公也表露了自己效法商代先贤,忠心于周王室的心志。经过周公的耐心解释和争取,他终于得到了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太公望和召公爽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胜负的天平上为自己加上了两个最重的砝码。

在争取到上述二公的支持以后,周公又采取了哪些重大行动呢?在《尚书•金滕》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公乃告二公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对于这几句话,后世产生了诸多的争议。其中分歧最大者就是“居东”一词。今文经学家认为,“居东”就是周公东征,而古文经学家则认为是周公到东国待罪。其次,对“罪人”的理解也不同。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指管叔和蔡叔,古文经学家认为是指周公的党羽。两种说法明显不同。其实,值此生死存亡之秋,以周公之智慧和作风,不可能“居东”待罪,把斗争的主动权拱手与人。在《史记》与《左传•昭公七年》等文献中,还有周公奔楚的记载。因此,有人把“奔楚”与“东征”看成是同一回事,还有人把“奔楚”看成是周公为了平叛而进行的活动。其实,《史记•鲁周公世家》是在记述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才谈到“奔楚”一事的,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来看,不难发现“奔楚”之事应发生于周公放弃王位,还政于成王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公在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寅之后,没有放弃摄政而“奔楚”,也未到东方去避嫌。

事实上,此时的周公正在为东征进行精心的准备。周公作出东征的决定,除了太公望和召公爽之外,一时还未被他人所理解。因此,遭到了许多王室贵族和诸侯百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困难太大,民心不平;二是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自王室和邦国君长家里,连朝中有些人的父兄也牵连在里面,因此不便于讨伐他们。为了排除阻力,周公对这些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周公首先声明周王朝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他说:“不好了!上天把大祸降给我们国家了,灾祸在继续发展,没有停息。现在我代替我年幼的侄子执掌我们永恒的权柄。但我却没有遇到明智的人,把我们的人民引导到安全的地方,何况说了解天命的人呢?”

在危机面前,周公采取了占卜的办法来树立东征的信心。他宣布了占卜的结果:“我不敢隐藏上天的威严意旨,用文王遗留给我们的大宝龟进行占卜,我们就可以弄清上天的旨意了。结果就得到卜辞,说:’西方要有很大的灾难了,西方人也不会平静。‘于是这些阴谋叛乱的人就更加蠢蠢欲动。殷商的余孽竟然敢妄图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上天给我们降下了灾难,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因为这种灾难,人民很不安宁,竟然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统治‘,反而更加看不起我们国家。现在他们发动叛乱,我要发动平定叛乱的战争,这样做究竟好不好呢?我的占卜结果告诉我这样做是吉利的!”

周公一再表明自己不避艰险而全力东征的决心。他发誓说:“我当然要为我们年幼的国王(指周成王)慎重地考虑出征的困难。唉!一旦发动战争,就要惊扰千家万户,甚至包括鳏夫寡妇在内,多么令人悲痛啊!但是,既然上帝把这深重的灾难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便不能只为自己的安危忧虑。我想你们诸位也会这样劝告我:’不要过分地考虑自己的安危,不可不去努力完成文王未竞的大业。‘唉!我是文王的儿子,我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

周公又从群臣与文王的关系着手,指出群臣都是文王的旧臣,应当知道文王的勤劳,因此应倾尽全力地去完成文王的未竞事业。他说:“你们是先王的旧臣,应当好好地回顾一下过去。你们知道文王是何等的勤劳!上帝已经把成功之路告诉我们了,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力图成就的事业。......譬如父亲想盖房子,已经定好了规模,可是他的儿子连堆土做堂基的事都不肯干,哪里还肯去构筑屋顶呢?他的父亲已经翻好了地,可是做儿子的连播种尚且不肯,哪里还肯去收获?这样,难道他的父亲会说’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吗?所以,我怎敢不在执掌大位期间亲自去讨伐叛乱,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又好比当父兄的,如果有的邻国讨伐他们的子弟,难道那些统治他们的王侯能够劝阻他们不去救助自己的子弟吗?......上帝只赞襄我们的前辈文王,我怎敢放下卜兆,怎敢不遵从上帝的旨意,不遵从文王的旨意而不去保护我们美好的疆土呢?何况今天的占都是吉利的,因此,我一定要率领你们东征。”为了说服反对东征的人,周公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他不仅冷静地分析了平叛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而且还使用了求神占卜的神学手段。经过如此一番煞费苦心的“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篇》)的努力,周公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了目的。他统一了王室内部和诸侯们的思想,不仅使自己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消除了因管叔、蔡叔制造的流言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还由此从被动变为主动,使自己的东征平叛计划得到了王室成员和诸侯的理解和支持,成功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付讨伐大事了。

周公到底如何东征平叛的呢?过去的史籍对此事的记载都十分简略。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叛乱者的力量如此强大,平叛成功的取得,肯定是来之不易的;从历时三年之久来看,战事必定异常残酷,讨伐工作并不十分顺利。按理说,这场战争正是表现周公这样一位大圣人建功立业之最辉煌的内容,本应大书特书,但后代史书却出人意料地轻轻带过,对具体的征伐过程甚至避而不谈,就连《史记》这样的史学名著也是如此。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说尚文不尚武,塑造圣人形象并不刻意渲染其杀伐之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周史料在战国以后还能保存下来者已极少,且有的资料虽仍存在,但由于文字的演变已不易被正确地解读,因而即使儒家学者希望在此问题上做文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当然,也不排除先秦儒家为了美化周公的圣人形象,采取为贤者讳的态度,故意遮掩在他们看来势必损害其声望的“难言之隐”的可能。如此一来,史书中也就自然缺乏关于周公东征的具体史事了。

在东征行动展开之际,作为周军统帅的周公是如何制定其军事对策的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战略虽产生于周公之后数百年,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周公自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首先,他应该十分清楚自己军事力量的不足。此时的周军,已不是几年前伐纣之时的那支周军了。那时的足智多谋的统帅武王此时已经去世了;那时的智勇双全的“师尚父”姜太公此时已不可能再人军中冲锋陷阵;那时还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弟中已有几人与周公反目成仇,并与敌方结成同盟。这样一来,原本就属于“小邦国”的规模并不算大的王室军队,由于自身原因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显得更为弱小了。其次,他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敌方的优势。反周阵营中有不少人曾经是周军中的精英,其中更有自己的手足兄弟。他们的参与,可能会引起周军中部分不明真相者的同情。如前所述,这一点在出征前就已暴露出来。同时,正如俗语所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这些分裂分子对周军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因而在战斗中难以做到出奇制胜,相反,自身的弱点却可能暴露无遗,一旦为对方所利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者,此时叛军所占据的地盘是很大的,实际上已遍及今天的河南、陕西、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等省,可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敌方军事力量包括一部分前西周军队、前殷商军队主力和过去殷商军队从未征服过的东方诸国军队。这一军事力量,已大大超过了武王伐纣时的商朝军队。当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在东南一带与东方诸国交战,商纣王用来抵挡周军的十七万大军不过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以奴隶作为主力的部队,由于奴隶阵前倒戈,才轻易导致殷商王朝六百年基业一朝覆亡。因而当时武王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十分难得的绝好机遇。由于周的这次胜利并未从军事上彻底消灭对方,许多殷遗民并不服气。也正是这个缘故,才遗留下叛乱的祸根。周公此时出师征伐,面对的却是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周军势均力敌甚至占有一定优势的大军。要从根本上击垮对手,肃清其残余势力,实现周王朝的真正统一,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场硬碰硬的战争又是关系到周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战,不能不胜。如胜,则可奠定新王朝之基业;若败,则由文王与武王所开创的大业就将付诸东流,如此,周在中国历史上很可能只不过是商王朝兴衰史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公所面临的战争实际上是武王第一次东征伐纣战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新王朝能否真正取代旧王朝的关键之所在。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周公制定了十分正确的战略决策。

周公对反周各派势力起兵的真正动机是十分清楚的。正如后代学者金履祥所分析的那样:“彼管叔者,......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嘲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或者己可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亦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畔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即崤函之东)大抵皆反‘者也。”(《通鉴前编》,七)管叔、蔡叔和武庚起兵叛周,其意图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同胞兄弟之间的王位争夺;后者则是为了复辟旧王朝。二者的联合不过是为了互相利用。由于目的相异,他们的步骤不会一致,关系也不会十分紧密,因而其力量也不会太集中。这就十分有利于周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分而歼之。因此,周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在反周阵营中制造矛盾,实施分化瓦解政策,使其各方只能各自为战,力求自保,始终不能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不能互相支援,以便集中优势兵力对各孤立之敌分别加以歼灭。

在正式讨伐之前,周公就已开始对敌方阵营进行分化瓦解,并成功地争取到了敌方的部分人物转而为己所用。《尚书•大诰》中有“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文王武王)图功”。伪《孔传》解释为:“今天下蠢动。今之明日,四国人贤者有十夫来翼佐我周,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言人事先应。”这里的“十夫”的身份究竟为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伪《孔传》等认为是叛乱四国中的贤者。顾颉刚指出:“献”是俘虏或亡国遣民的意思,因此,“这’十夫‘分明是殷方的叛徒,周方的降臣”。后一说法是有道理的。这“十夫”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而应是敌方的大奴隶主,也必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在周王室及诸侯们对是否支持东征尚迟疑不决的时候,从反周阵营中忽然分化出这样一股重要力量来为周公服务,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奴隶主贵族甘愿为周公征战效劳,使周军与反周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发生了重大改变。客观上,“十夫”的出现增强了周王室及诸侯们取胜的信心,动摇了叛乱者的信心,瓦解了其斗志。它比周公以占卜来鼓动出征更为有效,具有号召群众、增强战斗力的示范作用。因此,东征之战尚未正式展开,周公就已获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从而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周公姬旦塑像周公姬旦塑像

在这场叛乱中,“三监”是罪魁祸首。后世学者陈逢衡在《逸周书•补注》十二中说:“’三叔‘举其人,’殷、东‘举其地。其不日’殷、东、徐、奄及三叔‘而日’三叔及殷、东、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为王室懿亲,三叔不叛则殷、东、徐、奄不敢狡焉思启,故以三叔为祸首也。......盖殷、东之叛则三叔煽之,熊、盈之叛则徐、奄因之,一首事,一从乱也。”因此,周公在东征时就采取了先惩首恶的对策,把管、蔡作为第一个讨伐对象。《尚书大传》中关于“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说法就证实了周公作战时的先后顺序。只不过实际战斗进程比较复杂、曲折,不可能刚好一年就能实现一个目标。

周公对“三监”的战争,在《尚书大传》中被称为“救乱”。这是一次真正的手足相残。“三监”都是周公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管叔,名鲜,在周公诸同胞兄弟中仅次于长兄伯邑考和武王姬发,排行第三,因其就封之地在管(即今河南省郑州市)而得名管叔。蔡叔,名度,在同胞诸兄弟中小于周公,排行第五,因其就封之地在蔡(即今河南省上蔡县)而得名蔡叔。霍叔,名处,在同胞诸兄弟中排行第七,因其就封之地在霍(即今山西省霍县)而得名霍叔。三人均被周王室委以重任,担负对殷遗民进行监视和钳制的任务。三人中,管叔年长,不仅在“三监”之中是首领,而且还担负着管辖殷遗民及东方诸侯的重任。据《逸周书•大匡》记载:“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可见,管叔受封之后一直在管地,并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就为其准备叛乱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此,“三监”的叛军很可能集结于管城,由管叔充当叛军统帅。霍叔在“三监”中年岁最小,在叛乱中不过是胁从,因而后来一般提管、蔡叛乱而不提霍叔。其实,霍叔不能排除在外,只是他在叛乱中地位与作用不太突出而已。管、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周重要城市成周。正如《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所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成周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大军事重镇,一旦攻下该目标,则管、蔡可据有东方半壁之江山。而周公的东征军队正是沿着渭水、黄河以南的大道向东边发。这样一来,两军必然在成周附近爆发一场大战。由于双方铆意识到成周的得失关乎全局的成败,因此都倾尽全力拼争。尤其是管、蔡一方,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到了此仗之上。由于双方将舛原本为一家人,彼此知根知底,全无秘密可言,因此取胜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谋略上出新。周公凭借过人的才智,让胜利的天平侮向了东征大军。周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击溃、瓦解了管、蔡叛军,取得了东征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东征军队初战即告大捷,备受鼓舞,乘胜渡过黄河,向武庚率领的叛军猛扑过去,一下子就把武庚率领的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直捣武庚盘踞的老巢朝歌。东征第二个战役就这样异常顺利地结束了。很明显,第二个战役成功之处在于出兵神速,东征军队未等武庚的军队部署好就发动猛攻,如摧枯拉朽般地迅速翦灭了对手。叛军统帅武庚,在周公的追兵到来之时,不是像其父商纣王那样自杀了事,而是仓皇弃城而逃,但他并未逃脱,最终仍为东征军队所截获并处死。

根据《逸周书•作雒》的记载,“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就可知伐“三监”与平武庚两大战役在时间上本是非常紧凑的,都发生在周公摄政二年的上半年,东征军队一鼓作气把“三监”和武庚所率两大叛军都解决了。在捉住“三监”之后,周公对三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处罚。管叔由于是首恶而被杀,蔡叔被放逐,霍叔的下落不详。因霍叔只是胁从,其处罚应该更轻一些。根据伪《孔传》所说“三年之后乃齿录,封为霍侯”,可知霍叔可能后来被复封。

周公的东征军在伐“三监”和平武庚两役结束以后,并没有直接攻击反周阵营中最为强大的敌人奄国,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方式去攻取周围其他国家。《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即商奄),辛公甲日:’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因奄曾是殷的三朝古都,其经济较为发达,城堡也较坚固,在东夷诸国中堪称首屈一指的强国。商朝后期,东夷势力大大增强。商纣王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其进行征讨,结果非但没有消灭其,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鉴于东夷难以对付,周公没有采取冒险攻奄的方案,而是选择实力较弱的南夷作为攻伐对象。周公的这一战略决策的优点在于:平定了南方叛乱,周军就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从而消除了攻东夷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对奄等东夷诸国形成从西北和西南两面夹击之势。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东征军队在经过接连两个大的战役后,消耗了不少有生力量,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同时,向周军投降的原属武庚、管蔡的军队亟待改编。此时的周军由西六师和殷八师两大部分组成。西六师主要是周朝原有的军队,殷八师则由原武庚、管蔡的投降部队易其将帅和基层骨干重新组建而成。很显然,新编的部队不宜马上与强大的东夷军队交战,因为一旦与东夷军队交战,阵前哗变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因此周公在“救乱、克殷”之后选择“避东夷、征南夷”的方案,是在知己知彼基础上所做的正确决策。《苟子•王制》中说:“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日’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日:’何独后我也?”‘由此可知,周公在平叛过程中,确实有过大规模的南征,并且南征发生于东征之前。

周公南征的对象是哪些国家呢?十分遗憾的是,一般史书都未明确地提及,仅仅根据先秦的典籍已无从查考。所幸历代从地下发掘出的大量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为后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从而对我们搞清周公南征的具体情况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周公南征讨伐的一个主要国家是虎方。北宋末年,在今湖北省孝感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史称“安州六器”。其中一件被命名为“中鼎(二)”的铜器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惟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在另一件名为“中瓶”的铜器上也刻有“王令中先省南国贯”的字样。由此可见,虎方、贯国都成为周公的主要讨伐对象,虎方、贯国从此灭国。因后来的文献中未提及,很难考证出它们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李学勤先生推测说,“虎方应近于汉水流域”0。同时,根据这批青铜器被发现于湖北省孝感县来判断,作器者显然是在伐虎方取得胜利之后当即铸下这些内容以纪念大功告成,故虎方完全有可能位于这一带。文中提到的“南国贯”,即《春秋•僖公二年》中“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的那个贯国。根据《左传》“盟于贯,服江、黄也”的说法,贯国应在江、黄附近。江、黄即今河南潢川、息县之地,可见贯国应在河南境内。从1966年以来在湖北省境内先后出土的好几批曾国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就可以弄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周公的东征军讨伐位于今湖北孝感县一带的虎方,并且途经贯国。

周公南伐的另一重要目标是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楚国。西周时期青铜器“令簋”记载:“惟王于伐楚伯,才(在)炎。惟帅,朝可止家,鬲百人。”另一青铜器“禽簋”上也有这样的铭文:“王伐婪(楚)侯,周公某(谋)禽祝”。这里的“楚伯”、“楚侯”,都是沿用商代旧有的对楚的爵称。这表明,周公在摄政称王第二年九月确曾征伐过南方的楚国。

周公南征的另一个国家为录国。大保簋铭文日:“王伐录子驷,......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无遣(谴)。”“大保”即召公爽。这表明,这次征伐是召公在周公命令下亲率大军完成的。由于资料不足,要对南征的全貌作一个全面的了解是较为困难的。但从已知的资料来判断,周公此次南征范围甚广,地形复杂,历时也较长,大约发生在周公摄政称王的第二年下半年到第三年上半年期间,近一年的时间。此次南征的成功,使周王朝的势力大大向南拓展。周军由此控制了今淮河上游、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征服南方叛国,达到了稳固后方、削弱敌方的战略目的。

平定南方诸叛国之后,周公的东征军于周公摄政称王的第三年下半年,集中优势兵力对叛军中最强大的东夷诸国实施征伐。两支大军从不同方向同时出击,对叛军实施最后的总攻。一路大军从攻伐淮夷入手,由南向北进击;一路从原殷王畿地区出发,由西向东进发。

周初之淮夷,是泛指今淮河下游一带的部族,其活动中心在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泅洪、盱眙县一带。在淮夷诸国中,以徐国为最大。淮夷诸国是周初管蔡及武庚叛乱的积极追随者和主要同盟军之一。《尚书•大诰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因此,在南征战事结束以后,周公即率大军由淮水顺流而下,讨伐以徐为首的淮夷诸国。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战事极为顺利,周军很快就征服了对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史记•周本纪》),可见此次征伐是由周公与召公共同组织和指挥的,并且在此之后即迅速展开灭奄的战斗。

东夷诸国是武庚叛乱的积极策划者和支持者。其中,奄和蒲姑是两个势力较大的国家。奄在今山东曲阜县,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临淄县一带。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伐奄之前,周公率领军队沿途征伐了曾国。曾国又称为“缯”或“郎”。《汉书•地理志》说:“缯,故国,禹后”。《说文》中解释“酆”字说:“姒姓后,在东海”。据考证,曾国位于今山东枣庄市东。曾国当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周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征服了它。根据一个青铜鼎铭文的记载:“佳(惟)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伯、敷古咸哉”。“丰伯”即丰国,“敷古”即蒲姑,可知周公在践奄之前还征伐了丰国。“践奄”,即“翦奄”,由此提法可知周军征伐奄国战斗的残酷性。《尚书大传》中说:“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也就是说,在战胜奄军之后,周军把他们的人杀了,把他们的宫室也毁了,并且还在原来宫殿的地基处挖了一个池塘。周军在取胜后还如此残酷地处罚失败者,可以由此推知破奄的不易和对奄的仇恨之深。

在征淮夷和践奄的同时,另一支东征军在今江苏境内由西向东追剿叛军。这次征伐一直打到今山东北部的海连。考古工作者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和新沂、榆赣县一带,发现了周初风格的大量青铜器和好几处西周人的居住遗址。这表明,周公的东征军的一支曾在此攻伐过叛军和驻守过。

在践奄和征伐了今江苏境内的叛军后,东征军迅即北上攻蒲姑。蒲姑都城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南二十里,和奄隔着一座泰山。奄在南,蒲姑在北,两国联合叛周,势力十分强大,一度使东征军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进攻。但在奄国被灭掉之后,蒲姑再也无力回天,落得和前者同样的下场。

灭掉蒲姑,标志着周公东征平叛已基本结束。这时已是周公摄政称王的第四年二月。但此时殷人在北方仍有较强的势力。《史记.殷本纪》提到,子姓分封国有北殷氏,当在武庚封地之北。《逸周书•作雒》中说,周公克殷以后,“王子禄父北奔”。武庚所逃之地完全可能就是这里。因此周公还须继绷匕伐,铲除殷人反叛势力的最后根据地。《吕行壶》铭文记载了伯懋父北征之事:“惟四月,伯懋父北征,惟还,吕行哉(捷)孚(俘)贝。’,这支北征军队的胜利归来,标志着周公东征平叛的彻底结束。

这场历时三年、波及半壁江山的大规模战争终于以周公的彻底胜利而画上了句号。虽然在正史和经书中都未较为明确地言及战争的残酷性,但从《诗经》中的《破斧》一诗中,可以窥见其一斑:

既破我斧,又缺我折。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这段诗文道出了战争的激烈和人们的感受:战斗中砍破了斧头,砍缺了爿斤(一种有方孔的斧)。周公所率大军兵锋所向,四方之国惶惶不安。牺牲的战友足以令人哀伤,能够生还就是一件大好事。

在长期的战争中,将士们也表露出强烈的思乡之情。《诗经》中《东山》一诗就是表达这一情感的典型之作。其中吟道:

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濠。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蛹蜗者蝎,系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陷-陷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濠。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蠕蛸莅产。町唾鹿场,熠耀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闹。鹳呜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系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港。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周公东征的胜利,不仅在同胞兄弟之争中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还比较彻底地铲除了商朝残余势力及其追随者的反叛势力,把周朝的势力扩展到南方及东部沿海一带。虽然东征之后不久,还出现过”兹淮夷、徐戎并兴“(《尚书•费誓》),局部地区的叛乱势力死灰复燃,但这次东征对天下的稳定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竹书纪年》)。这一太平局面的出现,不能说与东征之后被征服国家改变了对周王朝的态度并转而归顺于周完全无关。事实上,正是由于周公东征的胜利才真正奠定了西周几百年之基业。

封藩建卫

东征平叛胜利后,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较之商代有了空前的扩大。但是,作为”小邦“起家的周王室,如何实现”以小控大“,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这是摆在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关乎周王朝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周公选择了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由周王朝最高统治者派遣自己的同宗兄弟、子弟、异姓功臣、古代先王圣贤后裔以及臣服的异族首领,让他们带着武装家臣和俘虏,到指定地点去建立西周的属国,并把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授予他们继续统治。这些受封者接受赐予后,就成为诸侯。他们对周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朝聘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以起到”以藩屏周,‘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又将分封制称为“封藩建卫”。通过分封,全国境内大大小小近百个封国就像军事据点一样牢牢地拱卫着周王室。

分封制并不是周公首先发明的。中国的分封制在历史上出现甚早。它在殷商时期就有了许多名称。《尚书•酒诰》中就有关于商朝“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记载。这些“外眼”的各类“邦伯”就是殷王朝周围的分封诸侯。粮据甲骨文中的卜辞可知,其所封诸侯大多是被征伐过的各方国,如“犬方,封”犬侯“,”井方“封”井伯“等。根据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的考察,殷代外服诸侯分封范围,在武期已到达汉水流域。殷代分封诸侯大多是被殷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因此,分封诸侯随时都有可能摆脱殷王朝的控制。周王朝早在文王时期扰有了分封之事,那时就分封了虞、东虢、西虢、散都几个小虱。其时,”天下共主“是殷而非周,故这种”分封“只能说是强国在与弱国结成联盟时的一种礼仪性的馈赠,它与正式的分封拳竟还无法相提并论。

武王伐纣以后,西周王朝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分封。”昔武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此时,周已成为”天下共主“。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其分封对象仅限于与周天子有血缘宗法关系者,带有王室成员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西司分封是对征服所得的器物、土地和人民的”分赃“。仅就此次兮封而言,此说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根据后面我们将要分析的情;己,武王此次分封,大多都还未得到落实,许多诸侯在武王执政时期都还没来得及受封。

周公执政称王时期,尤其是东征胜利之后分封达到了顶峰。据估计,文王之子封于管、蔡、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丰,武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胙、祭,异姓姜氏封于齐等等,大都发生在周公时期。这些分封国诸侯大多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上有亲有疏,其受爵位有高有低,其受疆域有大有小,其军队有多有少,表现出等级上的差别。其中,又以鲁、卫、晋、齐、宋等封国最为重要。

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的奄,曾是周初叛乱势力最顽固的地区。武王灭商以后,周公受封此地。这不仅由于他在灭商中功勋卓著,而且由于该封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周公辅佐武王,一直不能就封。东征平叛结束以后,周公便让他的儿子伯禽代表他就封于鲁--奄故地之新称。临行之时,周公谆谆告诫伯禽说:“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成王的叔父,地位不算低贱了吧!然而我为了接待贤士,每次洗发,常常中止,把散发握在手里;每次吃饭,常常把来不及咽下的饭吐了出来。我这样做,还怕天下的贤人不来见我。你到了鲁国,可不能以国君地位,用骄傲的态度待人啊!”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吐哺”传说的来历。由此可见周公对于建立周王朝的东方前哨据点是给予了特别关注的。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伯禽封鲁的详细情况,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可知伯禽受封时,不仅得到了“商奄之民”(当地土著),还得到了“殷民六族”。这六族是有手工业专长的殷人家族。因此,伯禽负有监视相当多的殷遗民的艰巨使命。伯禽所得到的宝器和文物,有“大路”(大车)、“大旃”(大旗)、“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之繁弱”(弓矢)及“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等,这在受封的诸侯中是最多的,可见他是周公所特别器重的。

《诗经•鲁颂》中记叙了伯禽封鲁之事:王日“叔父”,

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字,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鲁国建立以后,确实起到了“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作用。鲁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北面“泰山岩岩”,东边“遂荒大东”,“至于海邦”,南边“保有凫绎,遂荒徐宅”。鲁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达到了“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即兵车千辆,军士三万。如此强大的武力,使四邻各国莫不臣服。“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来同,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从”,“乃彼南夷,莫不率从”。鲁国成为周王朝维护东方局面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山东北部的蒲姑,是周初叛乱的策源地之一。该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因此需要一位得力重臣前去镇守。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大智大勇的大功臣吕尚的身上。关于吕尚封齐之事,《史记》认为是武王所封。其实,武王时期仅周姓封侯,还未提到异姓封侯。并且《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所记晏子对景公的一段话中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这就说明吕尚就封于齐是在蒲姑氏之后。而蒲姑氏在武王去世之后还参加了叛周活动,那么吕尚封齐之事只能发生于周公平叛之后。吕尚受封于蒲姑故地,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左传•僖公四年》中管仲的一段话叙述了这次受封的情况:“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日:’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表明,吕尚封齐是由召公代周公而为,其封地范围,东至海滨,西到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还直接授予吕尚以征伐那些不肯归附的“五侯九伯”的权力。齐国与鲁国接壤,它们一起构成了拱卫周王室的坚固的东方屏障。其后,齐国通过对东夷的不断讨伐、兼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东方大国。周公平叛东方之乱后,东夷、淮夷的反抗并未停止,一度还很有声势。史载伯禽刚分封到鲁国时,周军与淮夷徐戎之间便发生了激烈战斗。战事相当危急,甚至闹得曲阜的东门都不敢打开。并且淮夷、东夷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断断续续地与周交战,直到西周临近末世的宣王时期,淮夷之主力徐国才归附于周。由此可知,若没有齐、鲁两个忠心护卫周王室的强大封国镇守东方,周王室根本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

卫国所在地区原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也是周初叛乱的主要策源地。由于该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周公把它分封给了自己的同母九弟康叔封。根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在这次分封仪式上,由司空聃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分封疆域达到武父(今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今河南中牟西)以北,大体上包括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康叔受封时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镝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个被俘虏的殷人手工业家族,这已占了殷遗民相当大的比例。康叔同时也接受了大路、少帛、旃旌、大吕等宝器和仪仗。

由于康叔受封之地是殷人故地,所以周公特别重视该地区的治理。他亲自给康叔传授统治经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原则。这些思想就体现在康叔临行前周公对他所作的训诫之辞--《康诰》和另一篇诰词《梓材》之中。为了避免年轻的康叔身处殷人故地而受殷贵族腐化堕落风气的影响,周公还特意作了一篇《酒诰》来训诫康叔。周公把殷灭亡与酗酒联系起来,对于总结殷亡的教训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诰词中,周公规定人民不得“群饮”、“崇饮”,否则就要被杀掉。他甚至要求康叔本人也要强行戒酒。

在周公的谆谆训诫之下,康叔在卫国的治理取得了成功。按照周公“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统治策略,康叔较快地化解了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和集其民”,收到了“民大悦”的良好统治效果。由于康叔在治理卫国中的杰出表现,成王亲政以后,他还得到了周王室的重用,被提拔兼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国因地处中原,就在周之“东都”成周附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周公对这一封国的关注始终超过了对其余封国的关注。这不仅体现为周公多次训诫康叔,体现为卫国是所有封国中疆域最大的一个,更体现为卫侯还有指挥西周主力部队“成周八师,,的大权。这样一来,卫国就成了”以藩屏周“的最后一道、也是最为坚固的一道屏障。

燕国是周王朝北疆的一个大国。封燕之事,《史记》认为是”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按常理判断,召公作为文王庶子和与周公、吕尚齐名的开国元勋,得到封国完全是应该的。但是,灭商之后,武王突然去世,东方爆发大叛乱,召公一直与周公一起全力支撑周王室,”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以后又主持营建新都成周,根本不可能去燕国受封。真正受封于燕的是召公的长子旨,时间也在周公平叛之后。燕都东北方的孤竹国(位于今河北卢龙)是商王朝的与国,燕国负有震慑这里的”殷顽民“的责任。因此,燕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燕国都城,在今北京附近。后世之人先后在卢沟桥及北京西南房山县琉璃河镇附近发现了不少带有”郾侯“铭文的青铜器。”郾“即”燕“的古字,这表明今北京地区是燕国的始封地和统治中心。在辽宁喀左县马厂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也发现了带有”郾侯“铭文的青铜器,并且它的字体同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完全一样。以此推之,燕国之北疆实际上至少已到达大凌河一带,其疆域已相当辽阔。强大的燕国起到了拱卫周王室的坚固的北方屏障的作用。

晋国为夏之故地,地处今山西翼城西,原称唐。周初大叛乱时,唐人也参与其中。周公的东征军在践奄之后的北征中平定了唐人之乱。周公平定唐人之乱后,迁唐子孙于桂,封成王之弟唐叔虞于此,改为晋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得到了”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等宝器和仪仗,还分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怀姓九宗“为夏遗民的九个宗族,”职官五正“是指公社组织的首领。在治理晋国的策略上,周公提出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要求唐叔尽量保留夏商以来在唐地公社所施行的旧政。并且他还给唐叔作《唐诰》,进行训诫。遗憾的是,这篇诰文今已不存。不过,由此还是可知周公对封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史记》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虽封土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因该封国与周”东都“成周之北相邻,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宋国位于商丘(今河南商丘),这里原是商的属国。商纣王之庶兄微子启,见纣王”淫乱于政“,曾多次谏之,而纣王不听,于是逃亡。武王伐纣克商以后,”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爱其贤,于是”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庚率殷遗民叛周,微子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商丘本是殷人的故地,自契孙相土即迁于此,因此对殷人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把部分殷遗民封于宋,实际上也起到了对其分而治之的作用。选择微子这个前朝故臣为宋之封侯,一方面是由于微子一贯的表现令周王室放心;另一方面也因为微子在殷遗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以殷治殷“有利于化解殷人的反抗意识。即令如此,周公鉴于武庚叛周的教训,仍对这个封国不太放心,于是在其周围设陈、杞、焦等封国对其进行监视。

综观整个西周王朝,分封贯穿其始终,估计前后分封达百余国之多,直到西周末的宣王时期尚有分封,但最有实质内涵的分封还是发生在周公时期。一方面,周公此次分封发生于平叛之后,此时正是周王朝实力最强盛之时,各封国都得到了较多的土地和人民,总规模为西周历次分封之最。另一方面,此次分封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都赐给了可靠的人选。后来,这些封国大都成为拱卫周王室的重要支柱,这也在事实上证明了周公的选择是正确的。分封制的推行,使周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这时的周,再也不是那个当初不敢言其大的”小邦周“了。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封国的”天下共主“,它开始炫耀自己是”赫赫宗周“,并自称是”大邦“了。西周王朝后来的辉煌和荣耀,正是由周公所苦心经营的”封藩建卫“所奠定的。

营建成周

周武王灭商之后,就产生了营建成周的设想。《左传•桓公二年》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即成周)”。武王此举的意图是以洛邑为周之新都。据《逸周书•度邑》记载,武王克商后,曾召集九州的州牧和诸侯登上汾水旁的一座小山,远眺商邑,俯瞰朝歌故都,感慨系之。回到都城镐京之后,他又常常彻夜不眠。当周公前去慰问他时,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从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出发,敏锐地分析了巩固新政权所面临的难题。为了实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武王除了提出在自己死后由周公继其位的措施以外,还谈到了营建新都的计划。在他看来,要铲除殷商之势力,安定周之西土,必须在东方营建新都以有效地控制殷遗民。他说:“在洛水和伊水的弯曲处,是四通八达的平原。此处曾是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南可望三涂山,北可眺太行山,南临伊水和洛水,北依黄河,和上帝的居处相距不远,正是营建新都的好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了这段材料,并且补充说,武王生前对营建新都作了具体规划。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此记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以后,即向上天卜告,说:“我要住在这中央地区,在这里治理民众。”可知,武王生前的确曾把营建新都作为周王朝头等大事来考虑,但武王未及把计划付诸实施就去世了。

营建新都的工作开始于周公东征胜利之后,但具体是在哪一年着手进行的,历来存在争议。

在《尚书•洛诰》中,周公谈到了打算还政于成王和视察洛邑的想法,并要求成王到新都行登基大典,成王则要求周公留在洛邑继续执政。以此推之,营建成周当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前。《召诰》中提到营建成周的时间,是二月中旬成王从镐京出发,三月中旬周公正式举行筑城祭祀,然后周公正式向殷遗民和各国首领颁发营建成周的命令。此后,营建成周的工程便正式动工了。但在《召诰》中却无有关营建成周的具体年份的记载。《史记•鲁周公世家》认为营建成周的时间为“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执政称王的最后一年,即将还政于成王之时。《尚书大传》则认为,周公“五年营成周”。《逸周书•作雒》说“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也没有说明具体年份。《竹书纪年》中说:“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我们认为,《尚书大传》和《竹书纪年》中的“五年营成周”说是可信的。首先,从《洛诰》中可知,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前要求成王尽快前往洛邑祭祀、执政。既然如此,成周此时已建成在即,而不像是正在规划之中。其次,从《尚书》篇次排列来看,《召诰》在前,《洛诰》在后,因而营成周应在《洛诰》所述周公还政于成王事件之前。再者,西周时期营建的都城的规模不如后世王朝那么大,两年左右时间建成新都是完全可能的。司马迁以为七年营成周,是把《洛诰》中关于周公将还政于成王与周公去洛邑的记载,误认为周公将还政于成王时才着手成周的营建。其实,到周公还政于成王时,洛邑已经基本建好了。

周公姬旦说道周公姬旦说道

关于营建成周的具体情况,史料记载都十分简略。根据《尚书》中的《召诰》可知,二月中旬乙未这一天,成王早晨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的都城镐京出发,来到位于今西安市西南的丰,向宗庙告祭。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邑勘察营建新都的地址。到了三月丙午这一天,新月露出光辉。到了第三天,即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在早晨到了洛邑,问应选地址。在占卜中得到了吉兆,就规划起来。再到第三天庚戌日,召公便率领众多殷民在洛水和黄河汇合的地方测定新都的位置。到第五天甲寅日,位置才最终确定下来。再到第二天,即乙卯日早晨,周公来到了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都的规划情况。在第三天即丁巳日,在洛邑的南郊用两头牛祭祀了上天。次日即戊午日,又在洛邑用一头牛、一头羊和一头猪举行了祭地的典礼。到第七天即甲子日早晨,周公用诰书命殷民以及侯、甸、男各国诸侯营建洛邑。

在《洛诰》中,还提到周公在还政于成王之前对后者所说的一段话。周公说:“我在乙卯这天早晨到了洛邑,我先占了黄河北方的黎水地区,不吉。我又占、了涧水以东、洹水以西的地区,得到了吉兆。于是请您来商量,并且献上卜兆。”

有的学者把《召诰》和《洛诰》中关于周公于乙卯早晨到达洛邑的记载当作一回事,以为召公占之后,周公再次占。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召公已将周之新都地址选定,那么周公就无必要再行占卜之事。因此,周公这次占只能是为选定另一个城址而为。这样就涉及周公所营新都是否只有一城的问题。周公所营建的新都,有“洛邑”、“成周”、“王城”等名称。一种观点认为,“洛邑”、“成周”及“王城”皆指一城。理由是,后来所谓的“成周”,即汉魏洛阳旧址,是春秋时期所营建的,不是西周初年所营建的成周。这一观点认为“成周”、“王城”实为一城,“王城”只是“成周”的一部分,成周并不是后来的洛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周公所营建之新都,实为二城:成周和王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条关于“河南,周公时所城洛邑,春秋时谓之王城”的记载和《国语•周语》中关于“灵王二十年,谷洛斗,将毁王室”的记载,判断王城的位置应在谷水(即涧水)与洛水会合处。按照这一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找到了东周时期的王城旧址。这座城的西北角在东干沟北的土冢处。城墙由土冢向南,进入东干沟一带,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处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由北转南,延至七里河村南,又西折后向南,至兴隆寨西北,为城的西墙;南墙由兴隆寨西北向东拐,在兴隆寨北跨过涧河,经瞿家屯村由北向东延伸,东段因地势低下,不见城墙;城的北墙从东干沟村北的土冢处沿于渠一直向东,至距离唐城西墙约200米处止,全长2890米,保存最为完整;由北墙转变处向南行,为城的东墙。因为南墙的东段已湮没不见,因而城的东南角没有寻到。王城遗址的北墙西段残高0.9米,残宽7米,其上压着春秋文化层,其下压着晚商至西周文化层;东墙和南墙,战国和秦汉时曾几经修补,但基底层乃是春秋时期的夯土;西墙大都属于战国时期。虽然其后的二十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在多次发掘中发现的大都是东周、汉代文化层和东周墓群,极少见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层、遗物和遗迹,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因年代久远遭人为破坏等因素,那么,已发现的西周文化层、遗物和遗迹,已足以证明春秋至汉代,人们关于洛邑王城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西周王城应该在与东周王城大体相同的位置上。

同时,考古工作者在洹河之滨的发现,给先秦史料中周公在渡河之滨营成周之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考古发现,渡河流域下游在西周时期曾经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时期的墓葬、车马坑和祭祀坑。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东起塔东、塔西、马坡,西至老城西关,南起泰山庙,北达邙山的区域,共发现西周墓葬和车马坑五六百座,占洛邑已发现西周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湟河西岸北窑庞家沟墓地发现四百余座,是闻名中外的西周贵族墓地。同时,这一地区西周遗址亦不断被发现,如岳家村、水电段、机务段、泰山庙、东花坛、林校、北窑遗址等等。其中渥河西岸的北窑遗址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包含物异常丰富,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

上述已发现的文化遗址,之所以被作为西周之“成周”即在渣河之滨的证据,是在对文化堆积层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

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发掘的四百余座墓葬,不仅陶器表现出了对西周早期陶器的继承关系,而且墓葬结构和陕西所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结构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埋葬习俗,反映了周人固有的文化特征。对西周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熔铜炉壁的分析表明,其青铜铸造工艺完全是继承商代晚期的青铜铸造工艺。那么,在这里从事铸造生产的手工业奴隶基本上也应是来自安阳殷王室铸铜作坊的手工业工匠,他们应当属于史书所记载的迁自安阳的“殷顽民”。同时,在北窑庞家沟西周贵族墓地曾出土太保戈、康伯壶盖、丰伯剑、毛伯戈等文物。太保康伯、丰伯、毛伯等都是西周时期地位显赫的贵族。在灌河之滨发现如此众多的西周贵族墓葬,说明周之都城就在此地。再者,在洛阳塔湾出土了“万”族徽。万族是商族的分支,墓主“射”当是迁居于此的“殷顽民”。根据“成周既成,迁殷顽民”的记载,也可知成周就在此地。根据《逸周书•作雒》的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中建筑物有“五宫、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在建筑内容上有“四阿、反坫、重讥、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移、旅楹、舂常、画旅”,通路则有内职、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闸等等。可见,其建筑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已达到作为国都的条件。

周公在营建成周之始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合诸侯。《尚书•康诰》中说:三月初,周公开始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大都市,四方的臣民都到这里集合。诸侯百官以及殷遗民,都来营建洛邑,为周王室服务,因此都被召见。周公利用营建成周的机会会合诸侯,达到了加强对诸侯控制的效果。《尚书大传》说,周公将作礼乐,三年未能作成,于是“营洛以观天下之心”,而“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日,’求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此说已可以看出营成周之合诸侯,已使周对东方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成周作为东都,作为诸侯朝会、四方纳贡的中心,起到了“宗周”镐京所起不到的作用,其重要性不可小视。

成周建成以后,周公把东征中俘虏的殷贵族,即所谓“殷顽”,强迫迁入成周集中看管,并在王城派驻八师兵力以监视“殷顽”和东方广大地区。成周实际上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

《竹书纪年•成王纪》说:“七年三月甲子,周公诰多士于成周”。成周刚刚落成,周公就把迁入成周的“殷顽”召集起来,发表了一篇软硬兼施的训诫辞--《多士》。周公对这些曾是殷权贵的“多士”说:

“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现在我不忍心杀掉你们,我还要向你们申述命令。现在我在这洛水附近修建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王室,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顺从地臣服我们。你们仍拥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也能安定地从事劳作和休息。只要你们能够敬事我周国,上天便会给你们以怜悯。如果你们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你们的土地,我还要把上天的惩罚降临在你们身上。现在你们要安居于你们的城邑,继续你们的劳作,这样你们就能够在这里长久地进行生产和生活。从你们迁徙以后,你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周公一再告诫“多士”:“顺从我!顺从我!我要教导你们安于你们的新居。”

在另一篇重要文诰《多方》中,周公对包括殷人在内的“多方”们承诺:“如果你们能够乐于服从我们周国,能够努力种好你们的田地,上天就会怜悯你们,我们周国也会因此大大地赏赐你们,把你们提拔到朝廷中来,让你们担任重要的官职。”

周公借营建成周之机将殷遗民中最有影响和反抗意识的迁入成周,进行集中看管和分化拉拢,从而消除了在他身后殷人再度反叛复国的后顾之忧。

成周建成以后,究竟有没有做过西周的都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认为西周都城始终在镐京,成周只是西周之东都。但随着周初铜器《何尊》的发现和铭文解读分歧的出现,人们对成周曾经是否周都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该铭文起首处有使王初迁宅于成周“一句,不少学者认为此处之”王“指成王,把《何尊》作为成王曾迁都成周的证据,并且根据这一理解,认为成王还按照武王之礼在成周举行祈福典礼。

我们认为,”成王迁都成周说“是不能成立的。把《何尊》铭文中之”王“释为成王的论者,正是沿袭了过去关于”周公不可能称王“的观点。事实上,这里的”王“很可能正是指周公。《何尊》铭文中有”在四月丙戌,王宗小子于京室“的记载。根据《尚书•召诰》中提到的”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等记载,可知周公营建成周的具体日期,当从三月十二乙卯日早晨抵达洛地时开始。以此推算,可知四月有丙戌日,而且就在十三日这一天。《何尊》与《召诰》在日期上的一致性,正好表明二者所记之事恰是一件事,”使王初迁宅于成周“正是指周公适居并治理成周。

周公营成周为东都,但西周王朝并未像周公所希望的那样迁都于此,整个西周之国都始终在镐京。直到西周灭亡,周平王才将都城东迁到周公所营建的另一东方大邑--王城。不过,这已是周公离世两个半世纪以后的事了。

致政成王

成周建成以后,周公就一直留在了这个地方。根据《尚书•洛诰》的记载,成王要求周公留在洛邑继续执政。他对周公说:“公啊!我还要回来,在旧都行即位改元之礼,你仍旧留在新邑。现在四方还没有完全治理好,宗礼也没有完成,你还要主持以后的事,统率百官大臣。”他还说:“公啊,你留下吧!我要回去了。你的任务是认真地主持政事,你不要老是挽留我啊!我只有不懈地学习你执掌政务的本领,你只有不废弃你应当主持的政务,四方臣民才会受福不尽。”

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提出了关于周公居洛的新见解,认为周公在营成周之后,并没有归政于成王,而是另立新都,与成王政权并立,形成了东西分治的局面。其理由是:营成周的主意来自于周公,而不是成王;新建洛邑为东都,只有天子才可作出决定;洛邑虽居天下中央,但历代王朝之首都却多不居天下之中央。因此,论者认为周公营成周是另有原因的。真正的理由是,周公亲征管、蔡、东夷,成王乘机在后方发难,践阼称天子,使得周公东征胜利后不能西归。周公虽不能回归镐京,但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完全能够割地称雄,与成王政权分庭抗礼。而成王又拿周公没办法,所以对于周公割地称王的既成事实只得认可。这样,就形成了东西两个并立的政权。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周公的确在武王去世后正式称王,并且成王对周公的所作所为也曾产生过怀疑。不过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样,认为周公“居东二年”是被流放东方二年,则显得证据不足。同时,认为周公称天子是“谋篡”行为,也是因袭了儒家传统观念的结果。事实上,周公没有必要建立割据政权与成王分庭抗礼。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逸周书》等先秦文献的不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恰好印证了先秦典籍中有关三代的许多记载都是较准确的。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地绕开或否定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史实,对先秦历史随意演绎。假如周公在成周建立了一个与成王相对立的分裂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后来是如何消失的?为何在后来西周的大量历史文献中从没有发现过这类记载?周公既已和成王势不两立,为什么成王的继承者们却从不指责周公,反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遵守他所制定的礼乐制度?解开这些疑团的唯一钥匙只能是:周公从未在成周建立过割据政权。

根据《尚书大传》中关于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的记载,可知周公在居成周至还政于成王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文化制度。

周公当初执政称王,是由于西周初年成王年纪尚小和江山社稷未及巩固等特殊原因造成的。在经历了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建成周和制礼作乐之后,周公解决了新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他不仅真正地征服了众多顽固的反抗者,“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下》),而且通过分封诸侯和对殷遗民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对辽阔的疆域实现了十分有效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他制定了一整套礼乐文化制度,为西周未来数百年的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局面下,周公冷静地权衡了自己的进退对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从商王朝在父死子继情况下政局较稳的事实中,周公得到了启发。他坚定地选择了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并以身作则。因此,当成王成熟起来,有能力治理国家大事,周之江山已定时,他就有了辞去王位的打算。当成周建成在即时,周公对成王说:“我把王位还给你,而你却谦逊地不敢举行即位大典,我要在太保召公之后东去视察洛邑,你将要开始做小民圣明的君主了。”(《尚书•洛诰》)《洛诰》详细地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和还政于成王的具体安排。周公打算还政于成王并把已经营建好的成周献给成王作为登基之新都。这年仍沿用周公纪年“惟七年”,此时已至十二月。政权交替,周公亲自宣布改元,使百官皆来新邑,举行归政于成王的典礼,让成王行第一次“殷礼”。就把这下一年称为成王“元礼”。(《洛诰》:“周公日: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怦从王于周,予惟日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记功宗,以功作元祀。”)

周公执政称王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已成为不争之事实。对周公还政后的表现,后世的记载与评论也极为一致。《淮南子•汜论》说:“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婀鲷如畏然。”

后世儒家一直把周公还政于成王及还政后的谦恭表现作为道德楷模加以歌颂。然而根据史料记载,还政后的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关系却一度相当紧张。

根据《史记》记载,成王年少时,曾害过一场大病。周公以自己的生命作质,向上天祷告说:“我们的君王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不是他触怒天神,而是我周公犯了神命。如果上天要降下惩罚,就让我代王死去吧!”史官把周公旦的祷词写在典册上,藏在用金质绳索捆束的匣子(即“金滕之匮”)里。“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鲁周公世家》)“周公奔楚”一事,与《尚书•金滕》中所记载之事相类,因而一些论者将两件事视为一事,把“周公奔楚”放在东征之前。这是不确切的。“周公奔楚”事件的发生表明,周公放弃王位,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而为,很可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尖锐化的结果。但是周公在矛盾恶化时能够让贤退位和避祸,体现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对于一个三千年前的古人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周公在奔楚归来以后,并未因此记恨成王。相反,从国家利益出发,他还把治国经验传给后者。《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根据《尚书》可知,《多士》只是周公对“殷顽”的诰令,《无逸》(即《毋逸》)和《立政》两篇才是周公诫成王的诰词。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无逸》作于成王主持政事以后。周公因担-t2,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懈怠政事,于是告诫他不要贪图纵酒、淫乐、嬉游、围猎等娱乐活动。通过对殷商统治经验的总结,周公要求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这样才能达到“无逸”。

《立政》是周公晚年告诫成王建立官制的诰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悦。”可见,《立政》对成王乃至周初政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周公在《立政》中分析了夏商两代设官的得失,指出两朝的成功经验在于任用贤人,并且告诫成王要任用贤人,实行“中刑”,不要误于众狱,以发扬光大文王、武王所开创的事业。周公还政于成王以后,长期住在成周。他与召公“分陕而治”,一个治理东方,一个治理西方。为了治理好东方,他一直没有再到过宗周。

《史记》中记载周公去世较为简略:“周公在丰,病,将没,日:’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鲁周公世家》)我们由此可知,周公去世前是住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的丰,死后葬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的毕。周公死后,成王给他举行了较高规格的葬礼,“不敢臣周公”,让周公与文王、武王葬在一起,相当于王的丧葬规格。

然而,周公去世前为何提出要葬于成周,“不敢离成王”?周公以臣子身份要求不离成王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求葬在成周?一种看法是,成王曾迁都于成周,因而周公要求葬于成周。但是,有关成王曾迁都于成周的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迁都作为一件较为重要的事件,无任何正式文献记载,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司马迁的记载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就是一个问题。

同时,周公的确切卒年,也是一个悬案。《史记》中没有提到周公的去世年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成王十一年,即周公还政于成王以后的第五个年头。但今本《竹书纪年》却有周公卒于成王二十一年的记载。按这部如今已真伪难辨的古代史学文献的记载,周公还政于成王后尚活了十五年左右,这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周公乏事迹可述,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比较而言,周公卒于成王十一年之说更接近历史真相。

《史记》记载:“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日:’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出以泣,日:’自今后其无缪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霁,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鲁周公世家》)这段记载与《尚书•金滕》所记情节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发生的时间由周公在世变为卒后。司马迁把这段极为神秘化的故事放在周公辞世以后,显然是以天人感应来渲染其死的非同寻常。这也是后世史学家所惯用的笔法。故《史记》中此段记载并不可信,但其中也道出了周公生前成王一直对他有所怀疑的隐情。

周公去世后,其后世子孙都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史记》说:“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周公世家》)《史记》索隐说:“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世为周公。”周公长子伯禽代周公封于鲁,此封国“有天子礼乐”,其地位明显高于其余各诸侯国。鲁国自伯禽始,至顷公时为楚考烈王所灭,凡三十四世,享国八百余年。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东方诸侯大国。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这里最完整地保存了周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和礼乐器物,并最终对儒家文化的产生起了关键作用。周公之次子君陈留相王室,世为周公,世代享受公卿待遇。西周历史上发生于公元前841年的著名的“周召共和”事件中的“周公”,就是留相王室的周公旦之次子君陈的后世子孙。周公的其余子孙,在其生前已先后受封凡、蒋、刑、茅、胙、祭等六个诸侯国。周公的后世子历史上的一个显赫家族。综观周公的一生,作为周王室的核心成员之一,在武王过早去世后留下一个尚待巩固的政权的艰难时刻,他不但能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呕心沥血地应付种种挑战,而且在长期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下,仍能摆脱个人恩怨,一心为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操劳,因此被后世儒家推崇为大圣人,当之无愧。为周公所始料不及的是,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虽然本是为应付西周王朝之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但在客观上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周公充分地利用了历史赋予他的机会,成就了如此伟业,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作为重要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赞颂。

3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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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成就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主要为军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军事成就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西周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政治成就
周公安抚殷民周公安抚殷民

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极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

文化成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完整的礼仪仪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完善礼乐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为礼制用途如此彰显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写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明堂朝觐

古代建都城,在国之阳位,要设一取象天地而上圆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为布政之宫,四户八牖,以便声教四达,称明堂。《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条郑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记其多种。

明堂图

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诗•周颂•我将》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诸侯之用。当诸侯方国朝见周公时,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负斧纹屏风,面朝南而立,诸侯贵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对面的中阶之上,东西阶和门东西,夷、蛮、戎、狄分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较远的九采站在南面的应门之外,极远的四塞每世一来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这般一丝不苟精心安排的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无疑能十分明确天子诸侯之间尊卑上下的等级,使各安其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标所在了。关于这次明堂活动的时间内容,《明堂位》说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颂•清庙序》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颖达《疏》:“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那么《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还率诸侯庙祭文王,又颁度量,推进政令之划一,并以制礼作乐,为他这一年工作的重心,结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4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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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礼

“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才行。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

传西周初年,世风浇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结合初民婚配的发展史实来考察这类民间传说,似乎不无道理。考古发现,如半坡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模拟葫芦整体和纵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原始的交媾符号;而在漫长的风俗实践中,葫芦也经常扮演男女结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区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妇赠送葫芦形状的“礼馔”,上面既有莲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个表示男性;有些地区姑娘出嫁时,要佩戴绣有葫芦的织物;还有些地区流行着在洞房梁上悬挂木勺的习俗,也可看作是葫芦瓢的演变。此外,后人常称夫妇同房为“周公之礼”,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也能说明古人对此事之伦理性质的看重。

但这个只是民间传说,没有正史记载。

周公吐哺

“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时洗一次头,吃一顿饭,都曾中断数次,这种传说当然是太夸张了。不过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是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

周公在他的父亲周文王执政时,就很孝顺,仁爱。在他的二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写檄文,出谋略,打硬仗,立下了汗马功劳,胜利后被封为鲁国的国君。但是周公没有到鲁国去享乐,而是留在周朝首都,辅佐武王治理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周朝。武王去世后,周公又辅佐周武王的儿子、年仅13岁的周成王。

然而,新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被推翻的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引起周家宗亲内部的矛盾。结果这两股反叛势力勾结起来,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三监”叛乱。周公亲自出征,平定叛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得胜而归后,又开始勤政治国。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为了能够不耽误接待投奔周朝的贤人,他经常洗一次头时,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

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湖北的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掀甲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真心为己的高贵品质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派人将周公迎接回来。周公回朝以后,仍不计前嫌,孜孜不倦地为周朝操劳。

孔子梦周公孔子梦周公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的《短歌行》盛赞周公求贤若渴之心,给后人留下了周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形象。

孔子梦周公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有一次,孔子梦见了周公。周公,名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建周,又辅政于成王。为周初重臣,鲁国的始祖。周初的礼乐制度都是他制定的。一见面,孔子就向周公请教治国之道和周初所制礼乐的内容、特点,周公都一一作了解答。为了使孔子有具体的了解,周公还让人实地演习了一些礼乐给孔子观听。孔子觉得收获甚大,连声称谢。梦醒之后,孔子非常高兴。他曾经对弟子们说:“周朝的礼乐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的,是周公据此加以制定的,它是文明盛世的礼乐,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我希望能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

还有一次,孔子又梦见周公。与周公谈起治国之道。周公说:“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要重视任贤用能。我曾经告诫过我的儿子伯禽。我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我在朝廷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洗一次澡,就要三次把头发挽起来;吃一顿饭就要三次把饭吐出来。就这样吃不好、休息不好,随时随地的接待士人,还恐怕失去天下的贤者,你现在要代我去受封于鲁,一定要礼贤下士,千万不要以为是一国之主而骄傲自大。’”孔子听后,非常敬佩周公的大才大智和用人政策,心想:“要是当今各国的国君都象周公这样,该多好啊!”梦后,孔子曾经感叹说:“周公真是一位伟大的圣人!假如能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德,别的什么也都不值一提了!”

从这以后,孔子时时以周公为榜样,梦想着实现周朝的礼乐制度。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梦见过周公。可是当孔子带着这样的梦想去周游列国时,结果是到处碰壁。孔子的晚年是在教书生涯中度过的。后来,孔子想重温旧梦也不能如愿。73岁时,孔子带着他的治国济民之梦离开了人世。

周公解梦

《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公的评价是:“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再加上周公的人格力量光耀千秋,所以后人就借周公之名著写了《周公解梦》。这是一本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书中列举种种梦境,并对梦预测吉凶。

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流传甚广。《周公解梦》与其说是一本解梦书,还不如说是一本解梦词典。它把梦分为六大类型,即正梦、噩梦、思梦、寝梦、喜梦、惧梦。二十七种形式,数百种自然现象,包括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方方面面。

中国古代流传的梦故事很多,与其说这是古人的梦,不如说是古人的寓言。因为这些梦中的故事有很多并不是梦,而是古人编出来以传达自己思想的精彩文章。如庄周梦蝶。说是庄周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他醒来后,提出一个很难解的哲学问题:“是庄周梦见自己变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了庄周?”

再如黄粱一梦。相传唐朝时期,一个名叫吕翁的道士遇到一名姓卢的书生。卢生渴望得到荣华富贵,吕翁一番劝解不见成效,便让卢生在他的枕头上睡觉,让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卢生在梦里历经大起大跌,最后在荣华富贵中度过余年。卢生做完梦后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成语流传至今,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一场,短促而虚幻。

还如梦笔生花。出自五代时期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李太白小时候,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那么《周公解梦》的可信度有多大呢?以今天心理学上对梦的科学研究发现来看,古代人对梦的看法,实在很多误解。根据现在心理学家的研究,无论好人坏人,无论圣贤愚鲁,人人都会做梦,甚至连动物也会做梦。因为,动物睡眠时眼球也会快速跳动,这是做梦的显著特点,比如可以观察一下狗的睡眠。不同之处就是,动物在醒来之后,不能还像人那样津津乐道地“梦话连篇”而已。

周易

《周易》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用来占卜吉凶的书。相传为周文王姬昌所作,周公姬旦进一步加以整理成书。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到了西汉,儒家学派将《周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等奉为经典,称为“六经”。于是《周易》又被称为《易经》。

《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周是周到圆满,易是运动变化的意思。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三才又各具阴阳,所以《周易》编成六十四卦。《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经》讲究的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体现。

5相关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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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情周思】:指儒学的思想、情懆。孔,孔子;周,周公。

【先圣先师】:旧时尊称孔子;也称周公和孔子或孔子和颜渊。

【一食三起】:原指周公旦勤于接待来客,吃饭时,三次吐出食物急于迎客。形容殷勤待士。

【周情孔思】:周公、孔子的思想感情。封建社会奉之为思想情操的楷模、典范。

6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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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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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季历,本名姬历,史称周太王,也称王季、周王季

祖母:太任

父母

父亲:姬昌,史称周文王、西伯侯、西伯昌

母亲:太姒

兄弟

兄:伯邑考、周武王(姬发)、管叔鲜

弟:蔡叔度、霍叔处、郕叔武、卫康叔、毛叔郑、冉季载、郜叔、雍伯、曹叔振铎、滕叔绣、毕公高、原叔(原丰)、丰叔、郇叔、姬颍。

子孙

子:伯禽、君陈、蒋伯龄、凡伯、邢朋叔、茅侯、滑伯、胙伯、祭伯

后世:周公旦之子分别被封为周国、鲁国、凡国、蒋国、邢国、茅国、滑国、胙国、祭国等国君,其国君后代均是周公旦之后。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楚考烈王迁鲁顷公姬雠于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为民,鲁国灭亡。姬雠之子姬晦在鲁国诸公之墓傍而居。汉平帝时期,封鲁顷公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公子宽死后谥为“节”,其子公孙相如袭爵,王莽新朝时期,又封相如后裔姬就为褒鲁子。

7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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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华夏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先秦文献记载中,有三件事和他有关。一是周公作《尔雅》,二是周公营洛邑(成周),三是周公制作礼乐制度。用现代学术观点,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的标志就是:文字、社会制度和城堡。因此从这三点可以说:周公开创了华夏文明时代。而后人视之为历史伟人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周公辅佐周武王、周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周成王冤屈以后,仍爱国敬民,始终不渝,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

千字文有言“微旦孰营”,百川直译为“没有周公哪里成”。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河南省洛阳市西的成周,以证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陜西咸阳的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表明对周公的无比尊重。周公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周公的仁政思想。孔子的儒家学派,把周公的人格典范作为儒家的最高典范。

8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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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历朝相继修建周公庙、祠、礼殿1500余处。当今最出名的3座周公庙,莫过于河南洛阳周公庙、陕西岐山周公庙和山东曲阜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洛阳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处于洛阳的繁华地带,坐北朝南,依中轴线自前向后为定鼎堂、礼乐堂、先祖堂及东西两庑。定鼎堂建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在周公庙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为久远。按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郑孝燮所言,定鼎堂保留有辽金建筑风格。殿内供奉周公、召公、毕公以及周公长子伯禽、次子君陈五尊塑像,墙壁上绘有大型周公史迹壁画。

据史料记载,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它的创建是因一场战争,也可以说是因一场梦。

洛阳周公庙博物馆馆长周海涛介绍,隋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兵临洛阳,隋炀帝杨广焦急万分。江都通守王世充与李密大战三次,均失败而归,只好苦守洛阳。一日,一士兵来报,说自己连续三天梦到周公,周公说,他们一定可以获胜。此事慢慢传开了,王世充命人建造了周公庙,每次出兵前必先在周公像前祈祷,军心恢复后,果然打了胜仗。

关于这个梦,《资治通鉴》曾记载:王世充为鼓舞士气,诈称手下士兵梦到周公。不管是真实的梦,还是一个谎言,周公庙都被蒙上了一丝神秘色彩。

1963年,洛阳周公庙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周公庙

周公庙风景名胜区,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庙内古树参天殿堂成群,除了周公正殿外,还有召公、太公、等周人先祖及功臣勋将的配殿,汉白玉武将像等古迹名胜。庙区现存古建筑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殿宇雄伟,亭阁玲珑。庙内现存碑与石刻众多,并有汉、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曲阜周公庙

山东曲阜周公庙位于曲阜城东北里许处的周公庙,全称文宪王庙,亦称元圣庙,是祭祀周公的庙宇。因封建帝王曾封周公为“元圣“,故又得名为元圣庙。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在太庙旧址重建新庙。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建,达现今规模。周公庙现占地28000平方米,三进院落,有门、坊、亭、殿等明、清建筑13座57间。其间桧、柏、楷、槐等古树庇荫,十分壮观。周公庙的大门额题“棂星门”。门内左右各立石坊一座,东坊额刻“经天纬地”,西坊额刻“制礼作乐”,赞颂周公德绩。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中心建筑。殿内塑有周公像,正中上悬“明德勤施”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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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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