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饷 (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

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满族贵族势力,镇压农民起义,但结果却促使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更激起人民的反抗怒火,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1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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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饷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

辽饷
明廷因“辽事”紧急而加派“辽饷”每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加二厘。三年之内,每亩加派赋税九厘,每年共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明朝全年的“正赋”,即每个农户在理论上一年得纳两年的田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

练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剿饷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2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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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现状

天启二年巡按甘肃御史高推“奉命西巡”百姓“咸伏地遮舆而告曰`辽饷苦辽饷苦不减则民当饿死矣。… …山地荒薄三分不敌他处之一即大有之年所得不过五斗。未有辽饷一半征纳一半聊生既有辽饷一半纳粮一半充饷民皆枵腹待毙矣。'”督师辽东的熊廷弼也说“中原物力竭矣。…今若再加派三户之民必有投牐而起者矣。”不出熊廷弼之所料数年之后“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蠭起三边饥军应之。”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农民大起义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首先提出“免赋”的口号,并作了“不当差,不纳粮”等通俗易懂的歌谣传布四方。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军攻入黄破,更明确宣布要“三年免征”。与此同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提出了“免三年铜”。饱受加派之苦的广大人民,听到这些免赋的口号,尤如久早逢甘雨,热烈欢迎农民军的来到。当李白成领导的农民大军进攻北京前哨重镇宣府时,居民以“不杀人,且免摇赋”,“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而迎’。一些被农民军派遣到山东、河南等地方州县中去就任的官员,“先造牌至,士民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借势逐之,执香迎导,远近若狂”。而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所以能够胜利地进军湖广,据明朝官员奏报,“实由于人心惑三年免租,一民不杀之伪示耳!”兵科主事凌驹哀叹说“迹今逆贼所恃,无过假义虚声,假义则预免民租”。  

底层起义

在农民起义军势力暂时没有到达的江南诸郡,也“人心大都思乱”。佃农们起来抗租抗粮,奴仆们要求获得人身解放,城镇里的中下层平民,也纷纷聚集,打开富有者的粮仓。

明朝统治者已经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事态是如此严重,于是慌忙地连连下发罪己诏,说是要“尽免加派三晌”,但已经太晚了。广大群众既然拿起武器进行斗争,那么再不会相信这种廉价的诺言,期待着的只是明朝统治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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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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