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齐州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人,唐代著名高僧,为中国古代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上到印度取经求法最著名的三大高僧,与鉴真并称为中国著名的医僧。同义词条:张文明,义浄大师

1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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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
义净


义净(635713)唐代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

 

因慕法显、玄奘之高风,于十四岁出家。及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曾和同学处一、弘袆等相约西游;但处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宁而中止。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翌年(671),他在扬州坐夏,遇着将赴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这时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随。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停留了六个月,在此学习声明。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随着商侣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往来各地参学,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

 

武周垂拱三年(687),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在那里停留两年多,从事译述。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689)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天授二年(691),他遣大津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了证圣元年(695),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他先共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主复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久视元年(700)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从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止,译抄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贞元录》「敕荐福寺翻经」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九岁。

 

义净西行求法,意在传宏,在那烂陀寺参学时,即已试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及《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后在东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续有翻译。回国专主译场以来,所译各书,可分为三部分:最初,从武周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700—703),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论》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龙元年到景龙四年(705—710),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大孔雀咒王》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识宝生》等论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后,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能断金刚论颂》及《释》等论共十二部,二十一卷。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的有沙门北印何尔真那、吐火罗达摩末摩、中印拔驽、罽宾达摩难陀,及盘度、慧积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等;担任证义的有沙门法宝、法藏等;担任证译的有居士东印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监护的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文的有崔湜、卢粲、韦嗣立、张说等,皆一时名流,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

 

在那些译籍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译出,中经散失,后再搜列《药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约十余卷(据西藏译本分量估计)终于佚缺。他如《集量》、《法华》二论,比较重要,今亦失传。综观义净所译,律籍最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几部以外,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经》一卷、《尼戒经》一卷、《杂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颂》五卷、《律摄》二十卷等。

 

义净在那烂陀寺所学是一种综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学问,所以他在尽量译出律部各书以外,还译出瑜伽系方面的书好几种,如无著、世亲的《金刚般若论颂》和《释》,陈那的《集量》、《观总相论颂》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释《二十唯识论》)、《观所缘论释》等,现存本虽不完全,但可以见到陈那、护法学说的要点,都是玄奘翻译所遗漏而有待补缺的。此外,他还适应当时崇尚密教的风气,重译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在他所著《求法高僧传》内,还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关密宗源流的重要资料)。不过,他的译著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译,润饰不足,因而时有生涩欠畅之处。只是他对于梵语音义的翻译极其认真,常于译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说明,并着重订正译音、译义,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译音方面,除分别俗语、典语(如说明和尚是印度俗语,非是典语,梵本经律皆云邬波陀耶,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补略音(如说明褒洒陀旧译为布萨之讹,褒洒是长养义,陀是清净洗涤义,有遮现在及惩未来之慢法二义,不可省略,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对于咒语中一些字的读音多附注四声或反切,分别发声的长短轻重,弹舌音借字则加口旁(见《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前方便法》),又对二三合音之字,选用适当字音,也能曲尽其妙。译义方面,指出旧译如理作意应正翻寂因作意(见《六门教授习定论》),以及《金刚般若经》译文保留陀罗音译,以见梵文一词含多义之例(见《金刚般若论释》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释尼用五衣,卷八注释五种畜水罗等。在这些注文里,可见他对于译事一丝不苟,有独到之处,不愧为新译时代之一大家。

 

义净的撰述,关于律仪方面的有《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一卷,述印度《金刚般若》译的传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观行要义。他归途停留南海佛逝时,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二书各有专条)。此外,尚有《南海录》(见《寄归传》序)、《西方十德传》(见《寄归传》卷四)和《中方录》(见《求法高僧传》卷上末),从前的经录都未见著录。

 

义净在译籍和撰述上介绍了印度当时的综合学风,并表明他对于佛学的认识。他以为大乘无过中观、瑜伽,二者同契涅盘,理无乖意,应该和合。并谓般若大宗实即含斯两意(见《寄归传》序及《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序)。他对律部一宗则以其在印度专业的关系,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日常行仪特别注意,以为含生之类,衣食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护。他所撰《南海寄归传》,意欲据十七事重要节目,纠正中土僧徒实践上失当之处。如当时持律者诸部互牵,混淆派别;律家章疏繁杂,不切践行,他都表示不满。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随着他的去世,就归寂寥了。他的门人参加译事的有智积等。他赏识的有崇庆、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分布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事迹都不详。后来德宗建中、贞元间(780—803),有京兆律师道澄,以律范著称。他不满南山律学缺点,所至常以瓶杖自随,护生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为西方三时分房,防止贪著,观门易立(见《宋僧传》卷十六)。道澄的风范,似乎是受了义净的影响,在当时四分律盛行的律学界是罕见的。

 

2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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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珠现世


义净现代雕像义净现代雕像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出生在齐州山茌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周围的一座山庄。

 

义净的父亲和母亲都笃信佛法,平日以耕读度日,广作善事,闻名遐迩。祖上曾当过东齐的郡守,后来看到兵荒马乱,豺狼当道,就隐居不仕。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两代,都恪守祖训。在州城旁的一处偏僻山村隐居。几间茅屋,几块薄田,依山傍水,绿荫环抱。农活忙时,每天与农夫为伴,乡亲邻里相处得很好,互相帮助,不分你我。平时教子读书,诵经礼佛,日子倒也过得快乐。

 

这种日子没多久,情况就改变了。

 

这一年,天气出奇地暖和,七个月内滴雨全无,河流枯竭。禾苗一天天枯萎,形成了多年少见的灾荒,整个河南道和河北道几乎颗粒无收,齐州灾情尤为严重,受灾的人口太多,官府赈济有限。而一些富有余粮的大户却利欲熏心,囤积居奇。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人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特大喜讯:城西土窟寺有两位和尚,不但拿出了寺里所有粮食,而且还从泰山神通寺运来了许多。凡是饥民,都可前去就食!人们擎着碗和瓢,诵着佛号,纷纷向土窟寺涌去。

 

见此情形,义净父亲的愁眉才稍稍舒展。母亲也快步走到佛龛前,拈香祷祝,感谢佛祖保佑,口里不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义净的父亲想去土窟寺看看,就牵着义净的手向土窟寺走去。土窟寺离义净的家并不太远。绕过河湾,翻过一座小山就是。义净的父亲也常来土窟寺参加佛事活动,所以和土窟寺的和尚们都还熟悉。

 

父子俩随着人流缓缓走近山门,平常熟悉的了然小师父领他们来到明德法师处。明德法师平日就很喜欢义净,一看到他来了就喜形于色。父子俩向明德法师请完安后,才发现旁边还坐着两位法师,连忙合十敬礼。

 

明德法师介绍道:“这两位是从神通寺来的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专门放粮赈灾来的。”一面又指着义净父子介绍:“这是山那边张施主父子,一向亲近佛门,乐善好施。特别是这位小施主,天性聪敏,颇有慧根,将来的成就,当不在我等之下。”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一边答着礼,一边注意起了义净。只见这个孩子顶梳双髻,脚穿粉底布履,长得虎头虎脑;又见他刚才跟父亲进门时,亦步亦趋,举止有方,也不由得心中喜欢。善遇法师就笑着问道:“小施主,几岁了?

 

义净举起小手答道:“五岁。”

 

善遇法师又问:“学过经文吗?

 

义净答道:“学过,爹爹去年就教我背《金刚经》了。”

 

善遇法师眼中一亮,把义净拉到身边,不住地称赞。随后,众人谈起了赈灾的事情。义净又默默地站回父亲身后,打量着善遇和慧智两位师父。

 

善遇法师约五十多岁,风神清雅,身材高大,面色黧黑,说话较多;慧智禅师要年轻一些,端坐如松,不大说话,显得深沉虚静,但又慈眉善目,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使人更觉亲切。

 

只听得明德法师说道:“此次大旱百年未遇,实为齐州百姓一大劫难,老衲已倾其所有,连土窟寺众也只每天喝两顿苦菜稀粥度日,粮食完全救济了灾民。正在窘迫之际,幸得两位师弟运粮而来,还说动齐州富户,布施了许多。我佛慈悲!师弟这场功德不小啊!

 

善遇法师忙合十道:“师兄过奖了,这是佛门弟子份内之事,何足挂齿!只是前日运来的三百担粮食,恐怕依旧不敷赈济,正和慧智师弟讨论,由慧智师弟回神通寺筹措一些,愚弟在齐州再设法募集,这样才不至于粥棚断了粮。”

 

听了这话,义净的父亲心中一动:祖上相传有一南珠,有拇指般大,价值不下百金。历代相传,正在自己手中,并有‘妥善保存,必有大用’的遗言。现在将此宝珠献出,拿来购买粮食,济度饥民,不是最大的功德么?义净父亲将这一想法提了出来,各位法师免不了又夸奖一番。

 

次日一大早,小僧慧力奉家师善遇法师之命前来义净家中取回宝珠。看见义净,慧力道:“这位小施主想必是令公子了,昨日师父和慧智师叔好夸奖,说公子又聪慧又仁厚,与我佛门大有渊源!

 

“是么!”义净父亲又惊又喜,忙请慧力师父落座。义净的父亲又有些羞愧,暗自感伤。先祖之隐居,自有不得已的苦衷:仕途险恶,身家难保平安,更遑论救国救民!但是佛门大德,这才是真正有勇气、有作为的大丈夫!恍惚间瞥见身旁的儿子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心中突然一动:明德法师常说此儿如浑金璞玉,颇有慧根,与佛门大有缘份。这次神通寺善遇、慧智两位来此行化,俱是有道的高僧。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指点,儿子造化不浅!

 

有了这个想法,他便决定同慧力一同回寺去见善遇法师。因此,他拿了珍珠,牵着义净的手,父子两人随慧力师父出了门,向士窟寺走去。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正站在山门外。看见义净父子走来,慧智禅师对善遇法师说道:“师兄,我说双珠必同归佛门,如何?”善遇法师知道,这另一颗珍珠指的是义净。众人—同进入寺内,在客堂落座。

 

童子献茶毕,义净的父亲站起身来,面对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合十说道:“弟子愚昧,昨天得两位大师开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今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说不当说?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赶快说:“施主但说无妨。”

 

义净父亲说:“‘修、齐、治、平”,是圣贤的遗训,本应努力奉行。只是弟子先祖屡遭坎坷,遂令后人走隐居不仕的路,以耕读持家,至今已历数代,虽说布衣蔬食,人丁还算平安。如今我见大师们的所作所为,顿生敬羡。回首半生,真是碌碌无为啊!今惟有此子,尚还可教,请两位大师能拨冗赐教,指点迷津,使学有所成,不要像弟子这样老死于荒丘!

 

慧智禅师说道:“我等未来窟寺以前,已听明德师兄说过施主的事,说施主一家持斋吃素,一心向佛,平日里乐善好施,乡里有口皆碑。施主能克制贪、嗔、痴三魔,已是有大勇心了,怎么能说是碌碌无为呢!

 

善遇法师接口道:“明德师兄曾说令公子颇具慧根,这次相见,我和慧智师都很喜爱。”

 

听到两位大师父交口称赞,义净的父亲又惊又喜,忙起身合十道:“犬子如能得两位大师的接引,确实是天大的福分!愿两位大师能大发慈悲,让他随侍左右,渗受法乳,早登正果!”父亲说着,让义净给两位大师跪下。

 

善遇和慧智见此情景,也站起来向义净的父亲合十道:“施主但请放心,不必多虑。弘传佛法,本是我等的责任。何况得良材而育之,也是我等的福缘!

 

说罢,两位师父转向义净,一人一句,合成一首偈子:“佛法广且大,普度苦与厄。双珠今现世,摩尼放光辉!

 

就这样,义净就剃度成了和尚,以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为师。善遇法师为亲教师,慧智禅师为轨范师。善遇师父给他安排了许多功课。慧力大义净二十岁,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师弟。可是师父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师父对徒弟的要求非常严格!

 

转眼间,四年多过去了。时间到了贞观二十年(646),义净已十二岁。

 

这天,大雪初霁,世界一片银白。善遇法师将慧力与义净召到身旁,拿出一部《说文解字》,对义净说:“你已粗通文字,今后可游心圣典,只是不要被文字所累啊!”然后,善遇法师又对慧力和义净说:“我三日之内定当西去……”

 

义净一听,不禁得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了泪花。

 

一会儿,慧智禅师进来了,善遇法师说:“师弟,愚兄即将西去,慧力随我多年,已略知佛法大意,以后他自己努力,当可成材;惟教养净儿的这副担子,就由师弟一人承担了。净儿今后一定会担荷起佛门的大任,望师弟费心看顾!

 

慧智禅师合十道:“师兄放心,愚弟明白。”

 

第三天清晨,在土窟寺外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下,善遇法师安详打坐圆寂。荼毗大典之后,善遇法师的遗骨安葬在土窟寺西园。自善遇法师下世后,很长时间义净闷闷不乐。随善遇法师虽仅五年,但朝夕相处,师父对他体贴入微地关怀。在义净幼小而又单纯的心灵中,善遇法师早已代替了父亲的地位。

 

义净在寺里学佛这么长时间,但却只能带发修行。按大唐的规矩,禁止私自剃度为僧,否则官府要给予很重的惩罚。得等到一定的时候,或因某一机缘,朝廷颁发诏书,才允许度僧。度僧时有很多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试经”,即背诵所指定的佛教经文,须背诵数百纸方可,况且音调和内容不能出一点!慧智禅师严格要求义净用心读经、背经的深意,就在这里。

 

一日,齐州僧正来土窟寺检视,寺主明德大师率举寺僧众恭迎入内。僧正是齐州最高的僧官,由学行俱佳而年主德隆的僧人担任,管理全州的佛教僧尼事务。

 

查看寺务僧纪终了,僧正问道:“不知本寺带发修行的童子有几名?学业如何,其中有没有值得造就的?”明德大师答道:“本寺童子共有四名,都品行兼优,努力上进,其中较杰出的是义净。”停了停,明德大师又道:“只是未见朝廷恩命,不知何日才能得度?

 

僧正点了点头,说:“朝廷多年来都没有下诏度僧,只好等待机会了。不过贫僧听说大唐第一高僧玄奘大师也常常向圣上启奏。依贫僧愚见,开度一事不会太久。请各位对徒儿严加管束,勿使荒废学业,以免坏了我齐州的名声!

 

晚间回到房内,义净前来请慧智师父检查本天的功课。功课背诵没有一点差错,慧智禅师很满意,之后又向义净讲起玄奘大师,道:“徒儿记住,玄奘大师实为我大唐第一位有道行的高僧大德,为济度天下苍生,不惜冒死求法,此为大勇;在异国研学佛法,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此为大智。徒儿当努力精进,以这位大师为榜样,他日若有所成,方不辜负为师的一片苦心,也不辜负善遇师兄的教育之恩!

 

义净很懂事地点点头,双手合十,道:“师父请放心,徒儿知道了,一定不让师父失望!”从此,义净默默以玄奘大师为榜样,学习更用功了。

 

一个月后,朝廷敕令度僧,土窟寺虽说未争取到名额,但经过慧智、明德等人的努力,义净以神通寺僧人的身份参加了应试考校,一下子脱颖而出,成为十名赴州府应试者之一,在十人当中,义净年龄最轻。但在州试中,他泰然自若,有问必答,举动有仪,风范清雅,再次入选。十多天后,正式考试举行。齐州州寺的气氛格外肃穆,州刺史和所辖八县令一齐到场;齐王王妃、王子及长史、司马、主簿等僚属,也一齐来到。

 

齐州有额之寺共十八座,每寺度五人,共度九十名。但前来应考请度的,却有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都是十八座有额大寺及其余百座下院,经过十多年细心培养出来的人材,个个品行俱优,学业精良。

 

宣读圣旨后,举行了隆重的仪典。然后,考试开始。第一天,问难。问俗家情况、志向和学业概况。有几位童子由于太紧张而被淘汰;第二天,问戒。询问有关戒规的知识与实践方法,又有一些童子退场。第三天,写论,出题笔答。这是义净相对薄弱的环节,幸得明德法师和慧智禅师十多天的指导,总算顺利通过。这天考完,全场只剩了一半童子。第四天,诵经,分念诵和背诵。这是义净的特长,无论《金刚》、《法华》、《涅槃》,无论念与背,既流利又清楚,毫无挂碍之处。主考们惊讶不已。义净顺利地通过了最后一场考试。

 

几天后,举行庄严的开坛剃度大典。此后,义净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这一年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义净十四岁。

 

以戒为本

 

两盏素油灯照亮了佛堂。灯影摇曳,人影模糊。随着钟磬和木鱼的交替敲击,土窟寺众僧在大殿里各就各位,肃然而立,清雅悠扬的诵经声响了起来。

 

功课作毕之后,义净又拿起新近正在看的《佛国记》。《佛国记》是法显大师对自己求法经过的追忆和记录,均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写得质朴而明畅,很好懂。义净读得十分仔细,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捶足叹息。

 

不几天,义净就读完了《佛国记》。他高兴地去找师父,说:“师父,徒儿已将《佛国记》读完了!

 

慧智禅师笑了笑,但没有说话。

 

“也许师父是要我多读几遍。”义净琢磨道。于是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义净把《佛国记》不知读了多少遍,乾归国、耨檀国、敦煌、鄯善国、焉夷国……义净几乎能将法显的三十国游历讲一遍!这一天,义净才顿时省悟道:“师父不是说过要有大志向!我把书读了这么多遍,可我的志向是什么呢?”义净百思不得其解,决定找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请教慧力师兄。

 

土窟寺有十几亩地,大部分种粮食,离寺最近的一块地种菜。一天,众僧正在寺田的菜地锄草。休息的时候,义净问慧力师兄:“师兄,你的志向是什么?”慧力感到莫名其妙,停下手中干着的活,边擦头上的汗边问:“师弟,什么志向?”

 

“就是师兄自己的志向。”义净重复道。

 

“我的志向?”慧力略思索了一下,突然拍拍手道:“对了,身入佛门不就是我的志向么!

 

对!身入佛门不就是志向么!弘扬佛法,救济群生不就是“大志向”么?义净高兴极了,等锄完菜回到寺里,马上去找师父。

 

“师父,我有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弘扬佛法,救济群生!”义净高兴万分地告诉师父。慧智禅师听了,微微笑了一下,却反问道:“净儿,你已经快十七岁了,你怎样来弘扬佛法?用什么来救济群生?”

 

义净愣住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此后很长时间,义净一直在苦苦思考:怎样来弘扬佛法?用什么来救济群生?他想了许多答案,但都觉得不满意。师父所说的 “大志向”究竟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义净只得去问师父。师徒两人向来亲密无间,义净对师父是无话不谈的。义净把自己的想法和问题禀告了师父。师父温和地问:“净儿,有次你早晨上堂去晚了,还系错了一根纽带,记得吗?”

 

“徒儿记得。”义净答道。

 

“究竟为什么去晚了?”师父又问。

 

“那天晚上和师父说话,听师父讲法显大师。回去后徒儿睡不着,后来睡着又做起梦来,梦见自己也像法显大师一样,去西方佛国求法。梦中快要到佛国的时候,忽然云板敲响了。”义净老老实实地向师父道。

 

“想去西天佛国吗?能去吗?”师父问。

 

“能!”想了一下,义净又补充道:“法显大师去了,玄奘大师不是也去了么?”

 

“对,两位大师都去了。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去了却没有回来。此去西天,万里迢迢,路途凶险!

 

“徒儿不怕,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能回来,徒儿也能回来!”

 

“好!”慧智禅师显得愿意:“为师将那部《佛国记》传予你,你须用心拜读,不要辜负为师和你善遇师父的期望!再者,过两年你就要受具足戒了,戒法和功课更不可荒废!

 

义净终于知道了师父所说的‘大志向’是什么意思。

 

光阴茌苒,两年很快过去,到了唐高宗永徽六年(655),义净二十一岁,受了具足戒,成长为一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学僧。

 

土窟寺住持明德法师已于半年前逝世,临终前口诵佛号,溘然而化。经全寺僧众推选,并经祖寺神通寺的批准,慧智禅师继任土窟寺住持,成为第五代。义净是慧智禅师的高徒,也往往帮助师父处理一些寺务,减轻师父的负担。

 

慧智禅师专于律仪,对戒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常对义净说:“我佛门之大法,总而言之,为三字,即戒、定、慧。三学又以戒为本。世尊住世,以世尊为师;世尊离世,则以戒为师。只有学好戒,方能持好戒,方能入定,方能生慧。” 这天讲经,慧智禅师又很有感慨地说道:“为师自出家至今,已虚度了三十多年光阴。当初也曾许大愿,效法法显大师。法显大师能冒死取回三大部律法,为师曾想精研一番,奈何天生愚钝,现在仍不能得其要旨。律法洋洋数百卷,历代大师多有疏释,为了戒体这个问题,已使为师困惑了数十年而不能解。”

 

说到这,慧智禅师凝视着义净,问:“净儿,戒律是我佛门的根本,是我等安身立命之所在,你懂师父的意思么?”

 

义净深深地点了点头,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师父说:“师父放心,徒儿清楚了!

 

两天后,义净奉师父之命,回祖寺神通寺去拜阅律藏经典。在藏经阁长老的指点下,义净斋戒沐浴七天,每日六时诵经、打座,涤除身心的尘垢。然后,长老带领义净登上藏经宝阁。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藏经阁前的婆罗树又开放了新叶。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义净读完了四《律》五《论》,对戒法与律法有了很深的造诣。但他在读律藏的第二部分,即前代律学大德的章疏著述时,却常常感到困惑,由于这些著作都是各大德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写,观点和论述的角度常有不同。

 

阅完神通寺的律藏后,义净决定外出游方参学,负笈请益。慧智禅师对义净的计划非常支持,说:“游方参学,也是我辈份内的事。为师听说邺中日光寺尚有法砺大师的弟子在弘演《四分》。好在离我齐州不远,你们师兄二人可一起前去,路上也好互相照应。”

 

义净和慧力师兄遵从师命,身负板笈,一路逶迤向邺中行去。这邺城也是一处大都市。穿过市井廛落,两人出了西门。只看见一座殿堂的飞檐隐藏在河边柳丝下。走近一看,原来是山门殿,门上正中有“敕建日光寺”几个大字。两人说明了来意,守门的僧人马上将义净与慧力迎请入内。

 

日光寺自法砺大师下世后,门庭冷落了不少。今天见有齐州的学僧专程前来求教,当然格外高兴。

 

该寺上座道成法师年约六十,是法砺律师的入室弟子,举止沉稳,面容慈祥,听义净与慧力表达来意后,说:“先师去世后,本寺由老衲师兄明导律师主持,继续弘扬先师的律学思想。不意去年师兄也撒手西归,方由老衲勉为其任。律学非老衲所长,好在先师和师兄们的著述,本寺都还保存完好,两位可随意阅读。”

 

在之后的时间里,义净和慧力在一间极为干净的小房里,拜阅法砺大师的遗作,《四分律疏》、《四分律羯磨疏》等三十余卷,此外还有法砺的弟子明导、昙光等的著作。义净读了不少经本,如《般若》、《涅槃》、《法华》等等,如今又系统地阅读了律藏典籍,明白了律宗几家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明白要研究这些问题,还须在论藏经典上下功夫。

 

译经传法

 

洛阳城里的老百姓们,听说有大法师来到洛阳,连皇帝都准备亲自出迎,城门边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人擎着香柱,个个口颂佛号,争先恐后,都想一睹大师的风仪。从上东门外开始,数十里之内,已经布满无数军兵,维持秩序。洛阳成百座佛寺,都搭制卜车、帐盖,僧众们手持香花,唱着赞呗,整齐地站立两边,正中是朝廷百官相迎,数百面旗幡迎风飘扬!

 

义净一行来到了上东门前,忽然一切都安静下来,只见正中门下,百官闪向两边,现出了当今的大周女皇。她头戴旒冕,身披黄袍,雍容华贵,含笑而立。内侍扶义净下了御车。义净定了定神,从容地走向武则天面前,合十致意。则天见状,也口称弟子,躬身施礼。而后,众内侍又扶义净上了御车,当先入了上东门。这时,又旗幡招展,乐声大起。洛阳城内也随处是卜车、牌坊,所过之处,香烟如云,颂佛号声不断!

 

车流、人流停在了建春门内的佛授记寺,义净及其带回的舍利、佛经、佛像,都被放置在这所皇家寺院内。随后,敕旨下达:封义净大师“三藏”之号,可马上着手翻译带回的经论,由朝廷提供一切便利。当时有“三藏”之号的僧人全国仅仅有四位,其他三位都是外国的高僧,只有义净是本国人。

 

就在义净准备翻译带回来的佛经时,这年十月,内侍又奉宣圣旨,请义净三藏移住大福先寺,参加编写大周的《众经目录》,并和于阗高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这两项工程进行了四年才算完成。

 

大周久视元年(700)五月五日,东京洛阳大福先寺翻经院内,正在举行一项庄严神圣的仪典。身为大周帝国国立译经场的译主,义净三藏端坐在翻经院大堂的正中,译经场的其他成员,在两侧雁翅般排列。除了一位朝廷官员外,其它都是僧人。

 

义净面前放着一部新译的经书,叫《入定不定印经》。只见他在经书上浏览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十,抬起头来,向座下两侧扫视了一遍,高声说道:“各位大德法师!上托佛祖佑护,下有国主相助,仰赖各位不懈努力,《入定不定印经》今天已经圆满译成。南无释迦如来!

 

众人在下面也合十应道:“南无释迦如来!

 

义净又接着说:“如今,新译《入定不定印经》将进上朝廷,请国主御览后,批准在天下流通。义净恭请各位三思:对所译《入定不定印经》的音义,是不是尚有怀疑的地方?万一有,就请各位明言!

 

众人没异义,全都在上面签名。译主义净亲自写好表章,连同新经一起,由监护奉呈给朝廷。则天皇帝观看了表章和新经,风颜大悦,亲自为新经写了一篇《三藏圣教序》。

 

义净严守清规,淡泊宁静,一门心思扑在了译经工作上。当时的朝廷,武氏当政,李唐的子孙常常地暗中争权夺利,但义净牢记自己的本份与事业,从来不参予俗务。从译出《入定不定印经》之后到第二年的二月,又译出九部经,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摄》,二十卷。这是义净发愿译传有部律后,译出的第一部有部的律法,弥补了汉译佛经三藏中的空阙。

 

公元701年三月,奉朝廷之命,译场迁到了长安西明寺。在这里,依旧以译有部律为主,三年间译出九部,其中有部律就有三部共七十卷。另有一部《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也是很主要的大乘经典。

 

长安四年(704)四月,义净随圣驾来到洛阳。少林寺上座智宝、寺主义奖、都推那大举等三位大师,前来拜见义净三藏,请义净到少林寺重结戒坛。义净不负众望,按印度释尊所制定的规程,圆满地完成了律仪所规定的程序。

 

几个月以后,朝廷发生了变乱。原来,皇太子李显,也就是公元684年被武则天废掉的中宗,再次取得了政权,将武则天迁居别宫,恢复国号为唐,恢复唐高宗时代的一切制度。随着武则天时代的结束,二十年来政出洛阳的时代也结束了。一登上帝位,中宗就下令义净三藏率译场人员,到皇宫内的内道场译经,增加了三位擅长文学的朝官参予译事。译出了《孔雀王经》等四部,中宗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叫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在洛阳城西门诏告天下!

 

神龙元年(705)十月,中宗下诏将朝廷迁回长安。义净作为国家的三藏法师,也奉命回到了长安,被安排在大荐福寺。

 

大荐福寺的故址原本是李显作英王时的王府,唐高宗李治去世后,立为佛寺,叫大献福寺,后改名大荐福寺,并且由武则天亲自用飞白体书写寺名。建寺二十多年后,又在开化坊南边的安仁坊,为寺院建了一座佛塔,由于比玄奘时代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略小,就称为小雁塔。

 

大荐福寺的译场是复周为唐后的第一个国立译场,译主仍旧是义净三藏,但增加了其他许多人:僧人中有吐火罗人、中印度人、新罗人,另外加上八位大唐的翻经大德。居士有东印度居士、中印度居士,另外还有迦湿弥罗国的太子。总共大概有二十位精通义理、熟悉梵文和汉文的饱学之士,分别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享誉一时的人选。还有许多朝廷大员参加,担任“次之润色”和“监护”之职。这些人中,有修文馆大学士、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吏部侍郎、中书舍人……等等,大多都是三品左右的朝官。担负译场监译的,竟是韦巨源和苏环这两位当朝宰相。由此,朝廷对译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义净珍惜寸阴,全身心地投入到译经大业中去。

 

神龙三年(707),中宗请义净到皇宫坐夏三个月。在这期间,中宗请义净翻译有关药师佛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义净就将译场临时搬到皇宫的佛光殿,唐中宗亲自担任义净的助手,作汉文记录的工作。

 

义净的翻译进行得很胜利。到了景龙四年(710)四月十五日,第一批共十部八十五卷新译经典译成,得到朝廷批准,在全国通行。一年后,又译成一第二批共十二部、二十一卷。

 

第二年,也就是唐睿宗的太极元年(712),义净弟子崇勖画了一幅义净的像,进奉给朝廷。睿宗皇帝看到义净像后,联想到义净的杰出功绩,当即写了四首《赞诗》,对义净三藏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诗中说,义净的功绩比起佛图澄大师,鸠摩罗什大师这两位前贤,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超过了他们,为什么呢?原来那两位大师虽功在华夏,却都是外国人,而义净三藏则是我们本民族的英杰,是我们东土大唐的骄傲!

 

年近八旬的义净三藏还是累倒了。朝廷官员、内侍和太医,川流不息地赶往大荐福寺探望、诊视,各种良药不断送来。大荐福寺的僧众和义净的弟子们,废寝忘食地日夜轮流照看着大师。

 

但是,最着急的还是义净自己。叶落归根,义净晚年,常常浮起一个想法:把齐州土窟寺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但是,义净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译经上面。回国十八年来,义净除自己写了五部著作外,共翻译出了一百零二部经典,最短的一部有一卷,最长的一部有五十卷!这些译经中,已有六十多部被下令编入佛经三藏目录,在天下流通;其余四十多部正在修改润色。另外,手头正在翻译的还有几部……义净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佛教事业。他是大唐帝国的三藏法师,是东土佛门的龙象!

 

按照义净的病情,朝廷决定停止义净的工作。但义净仍在努力支撑着修改已译好的经文,直到有一天,竟一连晕厥过去好几次。

 

到了此时此刻,义净心里明白,自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此,他向朝廷提出了希望回归齐州土窟寺的最后愿望。朝廷马上派有关官员准备义净东归事宜。又派内侍火速赶赴大荐福寺,探查义净三藏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朝廷好准备为三藏送行的仪典。

 

但是,义净的病情急遽恶化,连最后一点气力也在迅速消失。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律师的责任又使他关心起死后东土的律法研习和传承的大业,他用最后一口气写成了遗书:

 

学戒律者,要从微细之处做起;学经论者,首先要辨别正邪。戒定慧三学,都应好好研习,如果只精通一门,不能叫做尽善尽美。我死之后,如果成为土石,就化作你们的屋宅;如果变为树木,就覆盖荫护你们;如果作神作鬼,就资益你们的精气;如果变为花和药就加倍增添你们的灵寿;如果成为天、成为人,就丰美你们的饮食;如果得道得果,就以神威令你们安乐!……我对齐州的妹妹和其他亲眷,从来没有忘记过。愿佛主保佑他们吉祥、平安。

 

遗书完成后,义净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再也未能醒转过来。这时是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七日夜三更。

 

巨星殒落寒风啸,天人同悲举世哀!朝廷下令,于二月七日在长安延兴门东的陈张村阁院,埋葬义净三藏法师,一切丧葬费用,由朝廷负担。

 

二月六日,从皇宫向大荐福寺,缓缓驰出一列车队,有绢、花、幡等做成了香花盘二十八车,大小香花树十八车,高幛四车,钱财四车,百尺高幡四面,夹侍幡八十面,四十九尺幅二十面,夹侍幅二百四十面,道场幅一百面,杂色大小幡一百面,绢四百匹,佛像一尊……自早而晚,车队整整行驰了一天!

 

二月七日,长安僧侣四众陈列着各种仪仗香花,为尊敬的义净三藏送葬。为了表达殊荣,朝廷特遣中使阿问,供给朝廷御用音声一部、御用仪仗八十人。

 

五月十五日,义净三藏的灵塔建成。银青光禄大夫兼秘书少监卢璨奉旨撰写了塔铭,题为《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树碑于塔旁。

 

二百七十年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赞宁法师奉旨编纂《大宋高僧传》,收入自唐高宗以来的五百多位高僧。其中赫然入目的第一位传主,就是义净大师!书中是这样记述义净的:“东方的僧人远赴西土,要学尽梵书,解尽佛意,才可称作善传译者。南朝宋齐以后,虽说也有不少去西方求法又回转东土的人,但万一论起入境观风,能得其精髓的,则只有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两位……”

 

义净大师永远彪炳于史册,永垂不朽,永远为后人所怀念!

 

3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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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南海传》

 

又《重归南海传》有师资四人茹刍贞固律师者,梵名娑罗笈多(译为贞固),即郑地荥川人也。俗姓孟,粤以驱乌之岁,早蕴慈门,总角之秋,栖心意苑。年甫十四,遂丁茶蓼。眷流俗之难保,知法门之可尚,爰兴正念,企步胜场。遂于泛水等慈寺远法师处,申侍席之业。意存教网,便诵大经。经三两岁,师遂沦化。后往相州林虑诸寺,寻师访道,欲致想禅扃。

 

自念教检未窥,难辩真伪,即往东魏,听览《唯识》。复往安州大猷禅师处,习学方等。数旬未隔,即妙相现前。复往荆州,历诸山寺。求善知识,希觅未闻。复往襄州,遇善导禅师,受弥陀胜行。当尔之时,交望弃索诃之秽土,即欲趣安养之芳林。覆思独善伤大士行,唯识所变,何非净方,遂往岘山恢觉寺澄禅师处。创蒙半字之训,渐通完器之言。禅师则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辋轹经论,当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潋波深,濯八解而流派;慧峰岳峻,耸六度而疏岩。五尘无杂,九恼非惊。外跨四流,内澄三定。法俗钦望,推为导首。特蒙纶旨,召入神都,在魏国东寺,居多闻之数。固师年余二十,即于禅师足下而进圆具。才经一载,总涉律纲。覆向安州秀律师处三载,端心读宣律师文抄。可谓问绝邬波离,贯五篇之表里;受谐毗舍女,洞七聚之幽关。律云:五岁得游方,未至岁而早契;十年离依止,不届年而预合。

 

其秀律师即蜀郡兴律师之上足。既进圆具,仍居蜀川,于和尚处学律四载。后往长安宣律师处,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若饮鹅之善识精粗;竭智水瓶,等欢喜之妙持先后。经十六年,不离函丈。研穷诸部,淘炼数家。将首律师疏,以为宗本。然后去三阳之八水,复向黄州,报所生地。次往安州,大兴律教。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师处,与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余,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详知。嗟乎!代有其人,栋梁佛日。蝉联靡绝,继踵相承。实谓汉珠荆玉,虽别川而俱媚;桂枝兰叶,纵异节而同芳。固师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经论。又复诵《法华》、《维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续,念念恒持。三业相驱,四仪无废。覆往襄州,在和上处。重听苏呾罗,披寻对法藏。颇通蕴处,薄捡衣珠。化城是息,终期宝渚。遂乃濯足襄水,顾步庐山。仰上德之清尘,住东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师子洲顶礼佛牙,观诸圣迹。以垂拱之岁,移锡桂林,适化游方,渐之清远峡谷。同缘赴感,后届番禺,广府法徒,请开律典。时属大唐圣主天下普置三师,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长泛。既而威仪者律也,固亦众所钦情,三藏道场,讲毗柰耶教。经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泛诱时俗。

 

于时制旨寺恭阇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可谓恂恂善诱,弘济忘倦。阉梨则童真出家,高行贞节,年余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实乃禅池渺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岭崔嵬,耸慧岳而腾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虽闲诸法体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构有为之福业,作无上之津梁。而屡写藏经,常营众食。实亦众所知识,应物感生。劝悟诸人,共敦律教。

 

固师既法侣言散,还向峡山。冀托松林之下,用毕幽栖之志。蒙谦寺主等特见宾迎,寺主乃道冠生知,体含仁恕,供承四海,靡倦三朝。屈己申他,卑辞是务。固师意欲息想山门,有怀营构,倾廊通直道,脱阶正邪基。曲制山池,希流八解之清润;傍开坛界,冀阐七聚之芳规。复欲于戒坛后面造一禅龛,立方等道场,修法华三昧。功虽未就,而情已决然。布萨轨仪,已绍纲目。又每叹日:前不遭释父,后未遇慈尊,末代时中,如何起行!既沉吟于空有之际,复踯躅于多师之门矣。

 

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于时在制旨寺处众嗟日: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终须覆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沧波,隙驷不留,身城难保。朝露溘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人。众佥告日:去斯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教,早蕴精诚。傥得其人,斯为善伴。亦既才闻此告,仿佛雅合求心。于是裁封山扃,薄陈行李。固乃启封暂观,即有同行之念。譬乎聊城一发,下三将之雄心;雪山小偈,牵大隐之深志。遂乃喜辞幽涧,欢去松林。攘臂石门之前,褰衣制旨之内。始倾一盖,合襟情于抚尘;既投五体,契虚怀于曩日。虽则平生未面,而实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颇论行事。固乃答日:道欲合,不介而自亲;时将至,求抑而不可。谨即共弘三藏,助烛千灯者欤。

 

于是重往峡山,与谦寺主等言别。寺主乃照机而作,曾不留连。见述所怀,咸助随喜。己阙无念,他济是心。并为资装,令无少乏。及广府法俗,悉赠资粮。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作含生之梯橙,为欲海之舟舻。庆有怀于从志,庶无废于长途。固师年四十矣。赞曰:

 

  智者植业,禀自先因。童年洁想,唯福是亲。情求胜已,意仗明仁。非馨香于事利,固宝爱于贤珍。(其一)

 

  受持妙典,贞明固意。大善敦心,小瑕兴畏。有怀脱屣,无望荣贵。若住牦之毛尾弗亏,等游蜂之色香靡费。(其二)

 

  孤辞荥泽,只步汉阴。哲人务本,律教是寻。既知网领,更进幽深。致远怀于觉树,遂仗藜于桂林。(其三)

 

  怡神峡谷,匠物广川。既而追旧闻于东夏,复欲请新教以南遄。希扬布于未布,冀流传于未传。庆斯人之壮志,能为物而身捐。(其四)

 

  我良伴,其届金洲。能坚梵行,善友之由。船车递济,手足相求。傥得契传灯之一望,亦是不惭生于百秋。(其五)

 

  既至佛逝,宿心是契。得听未闻之法,还观不睹之例。随译随受,详检通滞。新见新知,巧明开制。博识多智,每励朝闻之心;恭俭勤怀,无忧夕死之计。恐众多而事挠,且逐静而兼济。纵一焰之随风,庶千灯而罔翳。(其六)

 

又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怀业,梵号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岭外。家属权停广府,慕法遣奉师门。虽可年在弱冠,而实志逾强仕。见师主怀弘法之念,即有随行之心。割爱抽悲,投命溟潡。至佛逝国,解骨仑语。颇学梵书,诵《俱舍论》偈。虽事凭于一猎,冀有望于千途。傥策勤于熟思,希比迹于生刍。且为侍者,现供翻译,年十七耳。

 

苾刍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唐云觉天),汴州雍丘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侣,移步南游。远历三江,遐登五岭。遂过韶部,后届峡山。睹岩谷之清虚,戳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识,披缁释素。于时道宏其年尚小,任业风而萍转,随父师而游涉。入桂林以翘想,步幽泉而叠息。父名大感禅师,遂于寂禅师处,学秘心关。颇经年载,薄知要义,还之峡谷。道宏随父,亦复出家。年满二十,此焉进具。往来广府,出入山门。虽可年望未高,而颇怀节概。既闻净至,走赴庄严。询访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礼事,即有契于行心;再想生津,实无论于性命。闻说滔天之浪,蔑若小池;观横海之鲸,意同鲴鳝。

 

寻即重之清远,言别山庭,与贞固师同归府下。于是乎毕志南海,共赴金洲。拟写三藏。德被千秋。识悟聪敏,叶性温柔。颇功草隶,复玩庄周。体《齐物》之篇虚诞,知指马之说悠悠。不凭河而徒涉,能临惧而善筹。虽功未厕于移照,终有庆于英猷。英猷何陈?求法轻身。不计乐而为乐,不将亲而作亲。欲希等生灵于己体,岂若媲刍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随译随写,传灯是望。重莹戒珠,极所钦尚。求寂灭之圆成,弃迷津之重障。毕我大业,由斯小匠。庆尔拔擢于有流,庶福资于无量。年二十二矣。

 

苾刍法朗者,梵名达摩提婆(唐云法天),襄州襄阳人也。住灵集寺,俗姓安,实乃家传礼义,门袭冠缨。童年出家,钦修是务。遂离桑梓,游涉岭南。净至番禺,报知行李。虽复学悟非远,而实希尚情深。意喜相随,同越沧海。未经一月,届乎佛逝。亦既至此,业行是修。晓夜端心,习因明之秘册;晨昏励想,听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篑已倾,庶罔隤于九仞;三藏虔念,拟克成乎五篇。弗惮劬劳,性有聪识。复能志托弘益,抄写忘疲。乞食自济,但有三衣。袒膊涂跣,遵修上仪。虽未成于角立,终有慕于囊锥。凡百徒侣,咸希自乐。尔独标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专思至理。若能弘广愿于悲生,冀大明于慈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法朗须往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各并淹留,且住,更待后追。贞固遂于三藏道场,敷扬律教。未终三载,染患身亡。道宏独在岭南,尔来迥绝消息。虽每顾问,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泛沧波。竭力尽诚,思然法炬。谁知业有长短,各阻去留。每一念来,伤叹无及。是知麟喻难就,危命易亏。所有福田,共相资济。龙华初会,俱出尘劳耳!

 

唐少林寺戒坛铭有序

 

  三藏法师义净制

 

  括州刺史李邕书

 

粤以长安四年,岁次甲辰月七日,此寺纲维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禅师及徒众,是以少林山寺,重结戒坛,欲令受戒忏仪,共遵其处。乃遂之都下,屈诸大德,殷勤致礼,延就山门。是时我老苾刍义净,及护律师、搓禅师、思禅师、恂禅师、晖律、恪律师、威律师等,既至寺所。解旧结新,佥议此边,名为小戒,摽相永定,冀无疑惑。于是获鹅珍之嘉士,无召自来;得草结之英贤,不期而会,数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系颈珠,俱修趺足。诚五浊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虚往实归,绍隆无替。庶乎桑田屡改,长存立石之基;砂界时迁,无爽布金之地。恐地成碧海,领岌青川,迷此结辰,乃为铭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式传金石,是敬是遵,目观西域,仗锡东埵,睹盛事而隋喜,(?)刊纪乎斯文。

 

4人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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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著述  

义净大师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共译出经论107部,总428卷之多,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这两部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是研究佛教史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译经成就

 

在那烂陀寺期间,义净大师就着手开始了译经工作。此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到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期间,在室利佛逝,义净大师在贞固、怀业、道宏和法朗的协助下,翻译了十卷新译的的经论,写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和《南海内法寄归传》(四卷)。

 

二是回国后,从证圣元年到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的最初四年里,义净大师只是在实叉难陀的译场里协助实叉难陀翻译《华严经》。

 

三是自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起,义净大师便独立组织译场,一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据《开元录》卷九,在这段时期里他一共译经56部,合230卷。从六十六岁以后,差不多每年要译出经卷三十卷。

 

义净大师传译的这一切佛经经典,成为世界佛教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贡献

 

1、在古代文化交流方面。在中国佛教史上,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如果从三国魏时的朱士行算起,到北宋为止,期间时近千年,人逾数百,但是其中真正能够到达印度本土,又学有成就,回国后传译经典、著书立说的并不多。以此做标准,能够举出名字的大概只有法显大师、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三人。三人之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玄奘大师,其次就是义净大师。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多种形式,其中宗教文化的交流以及由此引起的其它方面的交流在一段时间里占有主要的地位。作为一位求法僧,义净大师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在律学研究和推广方面。义净大师决定冒死到天竺去求取“真经”,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重点是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他的《南海内法寄归传》,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印度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定。回国后翻译的经典又以律藏为主,传授学徒,以持律为主;他还在少林寺重结戒坛,并撰写了一篇《戒坛铭》。为后世僧人整饬宗风,持律精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3、在世界历史研究方面。义净大师在翻译和著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他花力气最多翻译出来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近代在克什米尔发现了一部分梵文的原本,为下一步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和《南海内法寄归传》(四卷)两部著作,从今天研究历史的角度看,在佛教、民俗、地理、历史、探险、交通、医药、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价值。1918年,法国学者赛岱司,根据义净大师的著作及唐朝史书的记载,发现了长期以来被人遗忘、然而又是南海地区举足轻重的室利佛逝帝国,填补了东南亚古代史上的一个断层。1987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教授致信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义净大师的著作之于世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法脉研究

 

义净大师的著作和事迹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早在19世纪末,法国汉学家沙畹(EdChavannes)和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分别把《南海内法寄归传》一书译成法文日文1894年,沙畹又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为法文,1911年英国人比尔(S.Beal)在翻译《慈恩传》时,也将它节译为英文。沙畹和比尔在翻译时,在注释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后来外国学者在引用义净的著作时,多是以这二人的译本为根据的。1962年英国伦敦出版的《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lndia》一书,对《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又一次进行了节译。1942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足立喜六对《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日文译注本。由于受汉语水平及时代的局限,上述外国学者对义净著作的研究存在着较多的缺陷。1965年,日本神学府龟谷大学出版了《义净法师》,是最早的有关义净大师的传记。可见义净大师对世界佛教的重要影响。

 

国内学者还没有人对义净进行过全面研究,涉及义净的论著也寥寥可数。《现代佛学》195210期发表了《伟大的佛教译人义净三藏新传》一文,充分肯定了义净在中国译经史上的贡献。同刊195811期又发表了《义净法师往返天竺所经的室利佛逝国》,首次介绍了义净大师所记述的佛逝国的佛教情况。此后,直到80年代才有武伯伦的《读僧义净的两本书》和周桓的《义净前往南海诸国和印度的事迹及贡献》两篇文章(见1980 年第2期《人文杂志》和1982年第3期《河北大学报》)。1985年,台湾佛光山出版了王亚荣先生的《义净大师传记》。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995年又出版了《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以及后来的《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三本著作,当推为目前研究义净大师著作水平、价值最高的作品。除此之外,近年来很少有人进行专题研究。这与义净大师在佛教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一代高僧,业绩煌煌,彪炳史册,但除了西安的小雁塔外,竟然没有一座义净大师的寺院、纪念馆或雕像供后人瞻仰;他的英名,却因不为大多数人了解而渐渐被人遗忘。他所曾住锡过的家乡古寺历经浩劫,已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令众佛弟子悲叹感怀。

 

中印医学交流

 

义净,是继玄奘之后中国又一位西行高僧。他精于医药,曾以中药苦参汤等方药为印度人民治病,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医药的丰富内容和医疗特点;勤于著述,把考察、搜集得来的印度医药知识,以佛、医并重的方式,译释、编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为促进中印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义净(公元635713年),俗姓张,齐州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七岁入土窟寺学佛,十四岁受沙弥戒。因“仰宪云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在十八岁时,萌发西往印度求经的愿望。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他从长安回到故里,辞别师尊,准备西行事宜。次年,经扬州南下至广州,得到冀州(今广西平南)使君冯孝诠家族的资助,搭乘波斯舶,开始了漫漫的西行征程,时年三十七岁。他途经苏门答腊、安达曼等岛,抵恒河入海至孟加拉登岸,从宝狮子等名僧学习佛教义理。在此期间,他除了考察当时印度的宗教生活方式,还调查印度的医药卫生状况,求得梵文经书400部,50万颂。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离开印度,由耽摩立登舟沿原路东归。中途在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四年,从事著述、译释经文。于证圣元年(695年),北抵洛阳。武则天亲自到东门外迎接,“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引导”。其仪式之隆重,待遇之优厚,远远超过贞观之玄奘。

 

在当时西行之僧侣中,义净在医学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在印度游历、学习的二十余年中,除了在其翻译的《佛说疗痔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中涉及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疾病治疗方法,记载了齿木、牛膝根、石蜜、黄牛乳等19种药物;在编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先体病原”,“进药方法”,“ 除其弊药”等章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印度的医学知识、方药应用和卫生习俗。如印度医学的“ 八医”:一论所有诸症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障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以及治疗众疾由诃黎勒皮、干姜、沙糖等组成的“三等丸”,印度的卫生习俗的刮舌、淋浴、散步。详细介绍朝嚼齿木的取材、使用方法、护齿作用。并记录了他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医药方面的丰富内容、医疗特点和中印医药比较。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西方药味与东方不同,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飞丹则诸国皆无,服石则神州独有”。“西方则多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有龙脑。三种肉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伦国”。“凡是菜茹,皆须煮烂加阿魏、菜油及诸油和,然后方吃。菹薤之类,人皆不食”……等。

 

义净奉信佛教精于医药。西行后,又吸收了不少印度医学知识从而翻译、编撰了许多带有印度医学内容的经书为我国中医药宝库增添了内容也为中印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外交贡献

 

玄奘义净行程图玄奘义净行程图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僧人们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历代求法高僧中,名气最巨者自然是唐三藏玄奘,或者是由于玄奘这颗巨星的光芒所盖,其他求法僧人的许多价值在后人的眼中埋没了。论述中外交通史的著作及教科书,多是详论玄奘而略言义净,有的干脆只字不提。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全面研究义净的专著。这种状况与义净的贡献是很不相称的。

 

  综观义净求法的全程,我们可以发现,义净西行的目的地是佛教的圣地中印度。他于彼礼圣求法的时间也有11年,但他在南海诸国航行、生活的时间长达14年,这事迹本身在中外交通史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二部重要著作《南海》和《西域》是在室利佛逝期间写成的,由于种种原则,东南亚当地关于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历史的文字记载一直寥若晨星,因而义净的著作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他对南海诸国特别是对室利佛逝的记述迄今为止仍是最具权威性的原始资料。1918年,法国学者赛岱司(George Coedes)就是根据义净著作及唐史书的记载,发现了长期以来被人遗忘然而又是南海地区举足轻重的室利佛逝帝国,填补了东南亚古代史上的一个断层。至今,《南海》、《西域》两部著作先后被译成法、英、日文,作为重要史料在各种专著中不断引用。如《南海》卷三中的一段话,就是学者们从地理与、天文学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证室利佛逝现在确切位置的最佳证据:“如室利佛逝国,至八月以圭侧影,不缩不盈,日中人立,并皆无影,春中亦尔;一年再度,日过头上,若日南行,则北畔影长二尺三尺,日向北边,南影同尔。”

 

玄奘经由西域求法印度,回国后著有《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研究中亚和印度文化、历史、地理以及中西交通史的不朽著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他对南海地区的记述十分少,所记的几个国名也是转听来的,地理位置也不十分准确。义净的《西域》记载了玄奘西行回国(645年)以后到本书写出为止的46年间,中国、朝鲜、越南以及中亚僧人西行求法的一些事迹及路线。书中除了记有经西域、吐蕃、尼婆罗到印度的道路,还详细记述海路经南海诸国到印度的交通情况,这正好和《大唐西域记》相补充印证,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南海关系史的又一部不朽名著。书中共记60位求法高僧,其中37位就是取道南海的。其所记南海交通路线,从广州或交趾或占婆登舶,经昆仑、佛逝、诃陵、郎迦戌、裸人国而抵达东印度耽摩立底;或到狮子国后泛舶北上到东印度,再转赴中印度。道途众多,不一定限定为某一固定的路线。《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记的贾耽“广州通海夷道”只不过是其中一条比较主要的路线而已。义净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频繁与范围的广大。

 

义净及前后的一些僧人在南海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国王(酋长)的盛情接待,并得到大力支持进行佛学交流或继续往中印度求法。义净除了研习佛学外,还采用中医药物、针炙疗法医治各种疾病,并传授给当地人民,深得欢迎、尊敬。“现居其国,所到之处,若闻是提婆弗旦罗僧,莫不大生礼敬。提婆是天,弗旦罗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处来也。”义净的求法活动,传播了唐文化,增进了中南人民的友好交往。《新唐书》说:室利佛逝国王于咸享至开元年间(670741年),数遣使者朝。义净在翻译、传播外来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已得到肯定,与玄奘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二位译经师。“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述著,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义净对梵文的汉译极其认真,《南海》一书对涉及的各项名物,凡旧译有不正之处,都随处校正。他又主张直接阅读梵文,这样翻译起来才会没有隔阂,认为骨仑等地的僧人尚能总读梵经,何以神州僧人反而不究其本,故而他建议往西天求经的僧人应先在佛逝等地学习梵经。他回国后著的《梵语千字文》就是为中国学者准备的一种梵汉小辞典(glossary)或简易梵汉对照物。义净自己认为本书不同于已有的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即堪翻译矣。”

 

义净一生译著甚多,“前后翻经107部,都428卷,并勅编入一切经目。”(21)这些著作散失较多,至《开元录》编定时(730年),就仅剩下60239卷。据义净自己提到的,还有《南海录》、《西方记》等4部,从书名看,是研究古代南海和印度的绝好材料,可惜亦已散失。今后若能有幸发现,相信将是古代东南亚研究的重大发现。

 

5相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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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设坛

 

唐代佛教史上,只有义净三藏是可以与玄奘媲美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长期留学印度的大佛学家、历经数十国的大旅行家和主持译场的大翻译家。若有不同,那就是玄奘侧重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而义净侧重于律学的研究;玄奘是横渡流沙,循陆路而往返;义净则是乘风破浪,遵海路而去来。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长清)人。他生于贞观九年(635)。八岁(642)时双亲把他送到泰山朗公谷的神通寺,托付给善遇和慧智两位和尚。神通寺是著名高僧竺僧朗卜居之地,南燕主慕容德钦尚其名,为之造寺。这里峰岫高险,水石壮阔。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对义净十分关怀,“若慈母之育赤子”,倾注心血。当时,律学三大派,各说各的理,彼此矛盾。慧智则教义净独立思考,“枯木死灰之言,何足凿其心眼”,“不知过去因,不说未来果”,启发他西行求法,探寻究竟。他使义净明白了“莫纵心百氏而虚弃一生”的求真求实、不死读经论的道理。

 

咸亨三年(671),久已立志西行求法的义净终于有了西行的机会。岗州(广东省新会)有一冯姓官吏愿资助他西行求法。当义净到了广州,准备登上波斯船出海时,当初结伴的十人中,有九人打了退堂鼓。处一法师说老母多病,不便远行;弘伟律师说他要去江宁安养;玄达等人也各有理由。只有义净不改初衷,奋然书怀曰:“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

 

咸亨三年十一月某日,义净携惟一门人善行,毅然登舟,乘长风而驾洪波,忘身求法而行。义净乘波斯船第一站到达“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他在此学习“声明”达半年之久。此国素与中国友好,王者对义净也很友善,馈赠物品之外,还把他送到“末罗瑜”(今古碑一带)。而此时门人善行患病,搭商船回中国,只剩义净孤身一人。

 

义净经羯荼、裸人国等地,于673年末终于到达东印度的南界——“忱摩立底”(今他姆鲁克,在恒河支流胡格利河沿岸)。他在这里遇到了越南僧人大乘灯禅师,并跟他学习梵语。年后,他们随同一个商队北上,拟往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但是半路上义净患了病,日渐加重,每走五里,竟需“百息”,渐渐掉了队。天傍黑时,碰上了手持刀弓的强盗,先脱去他的上衣,又脱上他的下衣,连裤腰带也夺去,才放他走。他听说当地人常常将捉到的皮肤白的人杀掉祭天,就跳人泥坑中,遍涂形体,用树叶遮蔽下身,扶杖徐行,至夜间二更,才赶上同伴。义净终于走到了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巴拉贡附近),并留在这里学习,长达十年之久。

 

烂陀寺历史悠久,五至十二世纪间一直是印度佛教的学术中心,十二世纪末遭入侵的穆斯林毁坏。义净在那里时,此寺分为八院,僧众3500人,寺院的经济来源,由201所寺庄供应。义净很仔细地考察印度寺院生活,比较中印两国的差别,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

 

印度寺院,以年龄最大的僧人为“上座”,尊造寺之人为“寺主”,另有“护寺”一职,处理寺务。而在中国,这三纲是由官府任命的。印度寺院,护寺在议事时,召集全体僧众,由护寺巡行,在每人面前征求意见。若有一人不同意,就不能决断。如果护寺等头目一个人称豪独断,则大家把他叫做“俱椤底”(家主、奴隶主),会遭到众人反对。中国寺院则往往由头目说了算,挟强压服僧众。

 

印度人要出家,只需向老师陈述愿望,如无杀人、伤害父母等罪恶,老师即可收为弟子。而在中国,这叫“私度”,是违法的;需报请官方批准才可,叫做“官度”。此外,义净对印度的社会制度、医药、服饰、饮食乃至记时用的“水漏”等等,都认真观察、记录。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中,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他长年漂泊海外,思乡之情日渐浓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游,愁,赤县远,丹丝抽。鹫岭寒风驰,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愁年秋更秋。已毕祗山本愿诚难遇,终望持经振锡望神州。”

 

归期到了。他乘舟返航,在室利佛逝作一段停留后,于水吕元年(689)七月廿日回到广州。然而,他在室利佛逝留有大量经卷。在广州求取墨纸及助手后,十一月一日他重返室利佛逝,在那里译经、著述多年,然后才返回祖国。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某日,“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在神都洛阳的上东门外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游学印度二十五年的义净三藏归国。洛阳各大寺院都派僧人前来欢迎,浩浩荡荡把义净送到佛授记寺。七十二岁的女皇帝武则天亲自在上东门外迎接义净,以示隆重。

 

义净先后在东南亚、南亚三十余国游历,带回梵文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又带回金刚座佛像一铺,佛舍利三百粒。

 

义净出国前(672年以前),中国律学界正处于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境地。南方重视《十诵律》,北方虽宏《四分律》,但也有研究《僧祗律》的。道宣的南山宗,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各阐其说,“神州持律,诸部互牵”。义净认识到了这些分歧,所以在印度游学时,他特别重视律部典籍的搜求和研究。例如他看到有的印度僧人投恒河自杀、上伽耶山跳崖,有的自饿至死,有的上树投身,他就请教最有权威的尊者,对此种种舍身行为发表见解。尊者认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外道”,“深乖律典”,是不可取的。

 

义净认为,正宗的律典是依据“根本说一切有部”而作的律藏,不应该将其它部的律法糅人其中。有部律藏虽然大体上相似于《十诵律》,但又不同于《十诵律》。有部律藏又可区分为法护、化地、迦摄卑三部分,只在乌苌国、龟兹国、于阗国有人实行。即使在印席本土,有部律也未能实行。

 

义净回国后,广译有部律藏,共十八部二百零六卷。在长安四年(704)以前,已译出《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二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羯磨》十卷等等。

 

为了实践有部律,义净于长安四年(704)四月七日在少林寺重结戒坛。这一天,义净来到少林寺,与少林寺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等人在少林寺重结戒坛,标相永定,命名为“小戒”。他们还延请国都洛阳各位大德高僧共举其事。出席的有护律师、禅师(元洼)、思禅师、向禅师、晖律师、恪律师、威律师等一百多人,法事活动持续了三十天。可惜的是,这戒坛今已无迹可寻。

 

关于唐代戒坛的形制,倒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了公元840年的二处。一处是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的开元寺戒坛。这是用青砖铺成的方形二层戒坛。底层25尺见方;上层15尺见方。每层高25寸。“坛色青碧,取琉璃色云云”。另一处是山西省五台山竹林寺贞元戒律院的“万圣戒坛”。这是由玉石制作的八角形戒坛,高3尺,底下填以香泥,坛上铺以丝毯,是比较高级的戒坛。

 

不过,义净三藏所极力提倡的有部律以及在少林寺所设的小戒,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四分律》行之已久,根深蒂固;加之有部律仅在西域若干小国中流行,就连印度本土也不流行,可知它的某些律条已不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了。

 

义净回国后,主要精力都用在译经事业上。他对培养年轻人也颇为关注。他特意编写了《梵唐千字文》、《悉昙章》等入门读物,以方便年轻人学习梵文。《梵唐千字文》一书在中国久佚,现在日本“东洋文库”中尚保存有日本僧人的抄本。

 

先天二年(713)正月十八日,义净在长安荐福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法腊五十九。他的塔建在洛阳龙门山北侧。

 

义净西行求法之壮举,正如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言中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或亡飧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选自《少林访古》)

 

广州制旨寺

 

广州的光孝寺,今天已经是岭南的名寺。光孝寺建寺的历史久远,清刻本《羊城古钞》卷三讲:光孝寺,在城内西北一里。本尉陀元孙建德故宅。三国吴虞翻谪南海,居此,废其宅为苑囿。……翻卒,妻子还吴,施其宅为寺。扁曰制止。……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跋陀飞锡至此,始创戒坛,立制止道场。……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自天竺至此。唐正观间改制止王园为乾明法性寺……[1]光孝寺最早的名称因此是制旨寺。制旨寺的寺名,唐宋年间数次更易。明成化十八年,敕赐光孝寺匾额,此后便一直称光孝寺。这一段历史,有关的书中,大多都能查到,无需辞费。

 

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有很大的发展,广州是南海交通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从海外包括印度来广州的外国僧人,数量不少,大多在制旨寺停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和陈真谛。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佛教的史书中有不少,因此此处也不做更多的讨论。在另一方面,中国赴印求法的僧人,在唐代以前以及唐初,大多取陆路西行,但自唐高宗时代以后,由于西域陆路方面各方面形势的变化,很多改为取道海路而赴印。这其中的第一人,就是唐代的义净法师。

 

义净赴印,在玄奘法师之后约四十年。义净出发的时间,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十一月,出发地就在广州。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讲:于时咸亨二年,坐夏杨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命往岗州,重为檀主。及弟孝诞使君、孝轸使君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飧。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皈依,同缘胜境。所以得成礼谒者,盖冯家之力也。又岭南法俗,共鲠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怀生别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于时广莫初飙,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

 

义净启程赴印之前,在广州时停留在什么地方,义净的书中没有讲到。是不是就在制旨寺,虽然有这种可能,但我们无法肯定。义净搭乘的波斯商船,船行很快,不到二十天,咸亨二年的年末,就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义净在室利佛逝停留了六个月,学习梵语。从室利佛逝,到达末罗瑜国,在末罗瑜又停留两个月,这时已经是咸亨三年的十二月。义净再乘船北行,经过裸人国,终于在咸亨四年的二月八日到达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他在耽摩立底再停留了一年,继续学习梵语。咸亨五年的五月,义净离开耽摩立底,往中印度,最后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庙,也是义净求法的最终目的地。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教,前后停留近十二年,即从咸亨五年(674)至垂拱元年(685)。他自己的说法,是“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垂拱元年,义净离开那烂陀,仍然取道海路回国。他带着他在印度寻找到的佛经“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再次回到耽摩立底。从耽摩立底登船,到达羯荼国。[6]再从羯荼国回到南海中的室利佛逝。这时已经是唐高宗垂拱三年(687)。从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年间(687689),义净停留在室利佛逝。

 

义净与制旨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的,便发生在这个时候。依照义净自己的叙述,永昌元年的夏末秋初,义净为了给广州方面的僧俗寄信,登上佛逝江口的商船,但上船后遇上季风,船行不止,于是回到广州。义净在他后来所著的《重归南海传》中讲了这段经历: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于时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终须覆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沧波。隙驷不留,身城难保。朝露溘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人。[7]这个过程比较奇特。但不管怎么说,义净回到了广州,住在广州有名的制旨寺里,并且在制旨寺向大家报告了他在印度和南海的经历。

 

义净还要招募译经的助手。于是制旨寺的僧众向义净介绍了峡山一位名叫贞固的僧人:“去斯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教,早蕴精诚。傥得其人,斯为善伴。”峡山位于广州北面的清远。义净因此写信给僧固,“裁封山扃,薄陈行李”。贞固“启封暂观。即有同行之念”。于是贞固来到广州,“攘臂石门之前,褰衣制旨之内。始倾一盖,合襟情于抚尘;既投五体,契虚怀于曩日。虽则平生未面,而实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颇论行事”,同意跟随义净前往室利佛逝翻译经典。

 

义净在广州期间,住在制旨寺,一面招募重返南海的助手,一面募集在南海译经需要的费用。僧人道宏就是听到消息,自己要求跟随义净重返南海中的一位。当年的十一月一日,义净带着他邀请到的四位中国僧人:贞固、贞固的弟子怀业以及道宏、法朗,一起搭乘商船,离开广州,重新返回室利佛逝。“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作含生之梯瞪,为欲海之舟舻。庆有怀于从志,庶无废于长途”。出发之前,“广府法俗,悉赠资粮”,这其中包括制旨寺的僧众。

 

第二年是载初元年,当年的九月,武后改国号为周,同时改年号为天授。这一年,义净在室利佛逝译写佛经。广州来的四位僧人,是他的助手。他们来到佛逝后,“学经三载,梵汉渐通”,可以帮助义净做一些翻译方面的工作。

 

武周天授二年(691),义净在室利佛逝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书。这年的五月十五日,他派遣一位名叫大津的僧人,搭乘商船,先到广州,然后把这两部书和“新译杂经论十卷”送到洛阳,同时“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因为义净在印度求法时,见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僧人在印度有各自的寺庙,而中国僧人却没有自己的寺庙,他因此希望能在印度建造一座这样的寺庙。只是他的这个愿望后来并没有得到实现。

 

武后长寿三年(694),也即延载元年的夏天,义净从室利佛逝最后回到广州。义净这次在广州,住在哪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以义净在广州此前的经历,估计应该还是住在制旨寺。

 

第二年是武后证圣元年,义净离开广州,五月仲夏,抵达洛阳。武后率领群臣,出城迎接他,“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旛,兼陈鼓乐,在前导引”。义净求法成功归来,一时间成为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他随身带回的梵本经律论将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还有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将梵本并令翻译”。

 

至于跟随义净从广州到室利佛逝去的四位僧人,贞固和道宏相随回到广州,法朗去了南海中的诃陵国,一年后因病去世,怀业留在了室利佛逝。贞固在广州,三年后也因病去世。在其后的时间里,义净在洛阳长安译经,同时大力宣讲律学,指导徒众,直到睿宗先天二年(713)去世。

 

义净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佛教求法僧之一,也是一位翻译佛经的大家。义净在印度、南海和回国以后,先后翻译佛经六十多部,近三百卷。义净自己,又撰写有好几种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他的《重归南海传》。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其实是单独的一种著作,只是因为内容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直接相关,附在后者的末尾,因此很少被单独提到。书的内容,就是讲述上面提到的四位佛教僧人随同义净一起重返南海译经的事。不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撰写于天授二年(691),即义净最后返回广州之前,而《重归南海传》的撰写,则是在义净返回广州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义净回到洛阳以后,因为书中讲到:其僧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法朗须往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各并淹留且住,更待后追。贞固遂于三藏道场敷扬律教,未终三载,染患身亡。道宏独在岭南,尔来回绝消息。虽每顾问,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泛沧波。竭力尽诚,思然法炬。谁知业有长短,各阻去留。每一念来,伤叹无及。是知麟喻难就,危命易亏。所有福田,共相资济。龙华初会,俱出尘劳耳。从“尔来迪绝消息。虽每顾问,音信不通”这一句话看,义净写这段文字时,显然是在洛阳。把它与已经完成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放在一起,也是义净自己的意思。

 

在《重归南海传》里,有关制旨寺部分,义净讲到僧人贞固时,还提到一位“恭阁梨”:于时制旨寺恭阉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可谓恂恂善诱,弘济忘倦。阉梨则童真出家,高行贞节。年余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实乃禅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岭崔嵬,耸慧岳而腾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虽闲诸法体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构有为之福业,作无上之津梁。而屡写藏经,常营众食。实亦众所知识,应物感生。劝悟诸人,共敦律教。

 

我们不知道这位恭阁梨究竟是谁。不过,从义净的叙述看,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制旨寺的主持。垂拱年间,贞固法师到桂林,然后从桂林到达广州,“广府法徒,请开律典”,贞固于是在制旨寺讲“毗奈耶教”,推动此事的,就是这位恭阇梨。这段文字还说明,恭阁梨既讲习禅学,也敦修戒律,戒定二学,都有相当的造诣。只是目前材料不多,更多的细节难以考证。

 

最后,总结起来说,从义净取道南海,到印度求法以及他停留广州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制旨寺当时在广州乃至岭南佛教的地位。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在广州与印度以及南海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人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从印度或南海前来中国的外国僧人,还是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或南海求法的中国僧人,很多以制旨寺作为停留、准备、译经的场所。义净法师是其中之一。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重归南海传》,就是一个证明。义净的书中所讲到的各种人和事,不仅为我们了解唐初中印佛教的交往,岭南佛教与南海的联系,也为了解制旨寺,即今天的光孝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小雁塔小雁塔


大雁塔和小雁塔成为古代妇女苦难生活的见证,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剧了,但这两座塔还另外有光彩照人的一面。如同透过乾陵的“无字碑”可以看到女皇武则天头戴宝冠君临天下的形象,大雁塔和小雁塔的英姿却恰象两位伟大的爱国高僧玄奘与义净的身影。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先生把“舍身求法”者尊为“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卷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玄奘与义净。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和小雁塔所在的大荐福寺,正是这两位高僧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两位高僧从印度回国后住过很多地方,居住时间最长、工作成就最突出的也是在这两座寺。大慈恩寺与大荐福寺闻名遐迩,与这两位高僧有直接的关系。

 

玄奘比义净大35岁,知名度也略高。玄奘(602—664)是今天河南省偃师人,义净(635—713)是今天山东省济南人。公元629年,玄奘西行经陆路赴印度求法,义净则在671年南下走海途。两人分别在印度15年和23年,完成了学业,谢绝了丰厚的待遇,又都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毅然回归故土,报效祖国。他们卓越的品德和才学赢得了大唐朝野士庶与僧俗两界的普遍尊敬,敕封“三藏”之号。玄奘活跃在唐太宗、唐高宗时代。义净继其后,活跃在武则天、唐中宗时代。两人先后主持国立译馆,任译主。玄奘译出1335卷经典;义净则主译了420多卷(据《义净塔铭》)。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的译作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写了《圣教序记》。女皇武则天为义净的译作也写了《三藏圣教序》。复“周”为“唐”后,义净的译场更受到重视。唐中宗李显特别写了一篇《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亲御西门颁示天下。

 

两位高僧的经历和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几乎完全一样,都有为人所敬仰的高尚品德,都给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译作和著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无怪乎宋代的赞宁在《高僧传》中奘、净并称,极为推崇。众所周知,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最著名的翻译家有5位,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这其中只有玄奘和义净是中国人。这恐怕也是国人偏爱两位高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鲁迅先生并不是佛教信徒。他之所以给“舍身求法”的人以“中国的脊梁”的巨大荣誉,着眼点大概是在中国佛教的特征上。中国古代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其根本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为了“普度众生”的目的而“舍身求法”,这种精神对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值得尊敬并大力倡导的。

 

知道玄奘的人很多,知道义净的人却较少,这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玄奘与义净的专业不同。玄奘传法相唯识之学,师徒相承,形成了一个宗派绵延后世。义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继者寥寥,中国以《四分律》的传承为主流。玄奘译经时间早,数量多,创立了许多新法,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后世称为“新译”。另外,也与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有关,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小说“唐僧”人物的原型就是玄奘。但玄奘与“唐僧”的性格截然相反。玄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的人。

 

义净寺

 

义净寺坐落于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东山之上,其山远看犹如两尊卧佛,仰卧于山顶,义净寺正坐落于佛腹之下,真乃匠夺天工,奇境巧合,佛腹(福)之地。山上郁郁葱葱,间点朵朵黄花,构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更有寺中两眼泉井,终年涌水不断,像两只龙眼一样清澈透明。并有千年古树、古碑多出,尤为稀有难得者,为义净法师之真迹楹联一幅尚存:曰:“花雨缤纷双树枝头联贝叶,香云缭绕昙花影里放金光”,真是佛祖之法眼灵明。本寺之开山祖师就是中国古代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义净法师。

 

义净法师于公元635年出生于山茌镇(现长清区张夏镇),七岁出家于张夏土窟寺。公元670年义净法师经水路西行取经,足迹遍及印度诸国,在哪烂陀寺修学十年。前后在印度修学历时25载。回国后,受到当朝皇帝武则天的隆重欢迎,并册封为国师,组织召集几千人的译场翻译佛教经典。义净法师翻译的经典广为流传,尤以律部为甚。

 

一代高僧,已逝一千余年,他曾住锡过的家乡古寺历经浩劫,已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令众佛弟子悲叹感怀!今有常净法师悲心发愿,率众弟子树大法幢,决定恢复祖庭道场,再现古丛林之道风。以戒律为寺院之总纲,以实修为道场之总持,以经论为解悟之根本,勤修三藏,不愧古德之遗训。

 


            义净寺全貌

  晋宋梁齐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惟冷结,沙河遮障力疲殚;

 

  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义净法师

 

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位于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处,是五世纪时摩羯陀国王铄迦罗阿迭多所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地本庵没罗长者园,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买以施佛,佛于此处三月说法,商人多有证果。佛涅槃后,此国先王铄迦罗阿迭多敬恋佛,故造此伽蓝。”铄迦罗阿迭多死后,他的后代子孙陆续扩建寺院。即“如是六帝相承,名加营造,又以砖垒其外,合为一寺,都建一门,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经过前后六代君王的营建、不断修造,多所寺院连成一体,终于成就了它空前的规模。义净在《求法高僧传》中,专门描写了那烂陀寺的庄严富丽,尤其对那烂陀寺的建筑规模、样式、格局、色彩等方面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那烂陀寺的雄伟壮丽,让人赞叹。

 

那烂陀寺名字的由来,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有两种说法:其一,那烂陀是的名称。“此伽蓝南庵没罗林中有池,池中有龙,其龙名为那烂陀,旁建伽蓝,因取为称”。其二,“从其实议,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建都此事,悲愍众生,好乐周冶,时美其德,好施无厌,由是伽蓝以为称”。杨廷福《玄奘年谱》:“也有人认为‘那烂’与‘那拉’音近。那拉是莲花名称之一,而莲花又是智慧的象征,故‘那烂陀’有‘给于智慧’地方之义。”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那烂陀乃是龙名。近此有龙,名那伽烂陀,故以为号”。

 

烂陀寺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术中心,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世界各地高僧云集于此。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学、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不仅如此,那烂陀寺藏书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当时,有三大殿堂,专门藏书,分别是“宝彩、宝海、宝洋”,其藏书多达九百万卷。那烂陀寺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学习风气很盛,纪律也极严明,建寺七百余年,从无一人因品质道德的问题被社会上指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据,自然严肃,建立以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个犯讥过者。”寺院因此赢得了上自国王,下至百姓的一致称赞。《大唐西域记》:“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请益谈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形影自愧矣。”

 

对于这样一个学术研究基地,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去学习的。必须有真才实学的人方能留下。如《大唐西域记》:“殊方异域欲人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飞者,固十七八矣。”显然,考核制度相当严格。这样,提高了那烂陀寺僧人的素质,留下的多是精英,即“若其高才博物,强识多能,明德哲人,联晖继轨”。

 

烂陀寺对教徒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玄奘《大唐西域记》:“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之寺制,理极严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

 

那烂陀寺的经费来源,稳定充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

 

综上所述,那烂陀寺是这么一所寺院:它的得名与兴建,颇具传奇色彩;它的建筑规模与格局,雄伟壮丽;它的佛教学术事业,昌明发达;它的管理与考核制度,严格有加;它的经费来源,稳定而充足。在这里,不仅高僧学者云集,而且学术氛围浓厚。它是一所皇家寺院,也是一所佛教的最高学府,堪称是一所综合性开放性的大学。在这样一所世界性的学术圣地,曾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不仅印度著名佛教学者在此修持讲学,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一些僧人也不远万里,负笈前来,而这里也始终为西行求法的僧人保留有一席之地。高僧义净就是在这里,师从宝师子大德学习长达11年之久。

 

在这么一所学术圣地,高僧义净足足住了10年有余,比玄奘还多住5年。10年的那烂陀寺生涯,义净高僧又做了什么呢?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净于那烂陀寺,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而为功不并就。遂泯斯怀,为广异听,粗题纲目云尔。”

 

在那烂陀寺的10年里,义净努力学习佛教的各种经典,广泛搜集准备以后带回国的各种梵本佛经。玄奘当年的老师戒贤大师这时已经去世了,但是那烂陀寺有学问的僧人还有不少。义净在那烂陀寺的老师有宝师子大德。宝师子擅长讲授《瑜伽十七地》,这显然继承了当年玄奘的老师戒贤法师的传统。离那烂陀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羝罗荼寺,义净在那里也有一位名叫智月的老师。这位智月,很可能还是玄奘当年见过的智月,年纪已经很大了,义净在《寄归传》卷四“西方学法”章里写道:“其西方现在,则羝罗荼寺有智月法师,那烂陀中则宝师子大德,东方即有地婆羯罗密咀罗,南裔有咀他揭多揭娑,南海佛誓国则有释迦鸡栗底。斯并比秀前贤,追踪往哲。晓因明论,则思拟陈那;味瑜伽宗,突罄怀无著。谈空则巧符龙猛,论有则妙体僧贤。此诸法师,净并亲狎筵机,餐受微言”。看来义净也是到处寻师访友,孜孜求学。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些大乘僧人。

 

义净在那烂陀住的时间很长,他有机会很仔细的考察那烂陀寺寺院的各项仪轨制度以及僧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寺院建筑中的很细小的特点,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这为他后来写《寄归传》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在《寄归传》里多次提到那烂陀,把它作为佛教寺院的典范。他还专门为那烂陀寺画了一张图,附在他后来写的《求法高僧传》里。可惜这张图在很早的时候就失传了。

 

那烂陀的这10年里,义净不仅学习佛法,搜集各种梵本佛经,也开始着手翻译佛经。此时他已试译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但只是初稿,后来回国以后又加以删正和修订。看来这时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翻译计划了。

 

义净还特别注意当时印度的宗教生活方式和医术。在这10年中,义净孜孜不倦,学习了大小各种经论,特别是注重戒律学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求得经律论梵本近四百部、五十余万颂,这才饱学满载而归。

 

证圣元年(695)五月仲夏,义净从广州到达东都洛阳。义净到达洛阳那天,欢迎仪式规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玄奘抵达长安时,只是京城留守房玄龄派了一位司马、一位大将军,再加上长安县县令迎接,其余迎接的人虽然多,可是都是僧人与一般的老百姓。义净这次回来,却是武则天亲自出洛阳东门外去迎接,带着仪仗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令立即着手翻译带回的经论,由朝廷提供一切便利。《开元录》卷九记载这段经历是“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余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得梵本,并令翻译。”

 

这段记载虽然简单,但是天后亲迎,在当时是极其了不得的事,同样的殊荣,玄奘当年也不曾得到,义净后来临终时还提到这件事:“天子亲迎,群公重法。”武则天还为义净的译作《人定不定印经》曾写《三藏圣教序》。

 

改“周”为“唐”后,义净所主持的大荐福寺译场更是受到重视,唐中宗李显特别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碑文,在洛阳城西门昭告天下,并于神龙三年五月刻石立于四禅寺。义净还被册封为“大唐三藏法师”。当时有“三藏”之号的僧人全国仅有4位,其他3位都是外国高僧,只有义净是本国人。

 

《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后被赵明诚收入《金石录》,在其卷二十五中赵明诚所撰的一篇碑跋中叙述到:右《唐中兴圣教序》,中宗为三藏法师义净所作。唐奉一书,刻石在济南长清县界四禅寺。寺在深山中,义净真身塔尚存,今屡往游焉,得此文入录。案《御史台记》,奉一齐州人,善书翰,武后时为御史,后坐诛剪皇族,废。

 

《唐中兴圣教序》即《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在历代的圣教序中,比较有名。赵明诚在长清县见到这块唐碑,应该可信。但有意思的是此文中所记这块碑碑侧的内容:“右《圣教序》碑侧云:则天尝得玉册,上有铭十二字,朝野不能识,义净能读。其文日: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证圣元年五月上之,诏书褒答。”故大赦,武则天因此改元“天册万岁”。

 

在接下来的时间,义净分别在洛阳的大福先寺、长安的西明寺与大荐福寺,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从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直到先天二年(713)义净圆寂,据《开元录》卷九载,共翻译佛经“五十六部,合两百三十卷”。

 

除了翻译佛经之外,义净自己还撰书若干,其著作共有五部,合九卷。分别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罪要行法》一卷、《受用三法水要法》一卷、《护命放生轨仪》一卷。

 

其中,前两部是义净由印度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停留时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依据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撰成,书中主要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为研究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西行求法高僧60余人,其本人求法自传也含在此中,并介绍了印度佛教的部派及中土赴印度的各条海道。此两书是了解唐代中西交通、南海诸国,特别是了解印度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极好资料,研究价值颇高。

 

义净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是伟大的翻译家。对于这样的一位高僧,人们给于了怎样的评价呢?唐中宗在为义净写的序中曾称颂他是“法门之龙象,凡宇之栋梁”;北宋赞宁在编撰《宋高僧传》时,辑录止于唐高宗麟德年间的《续高僧传》以后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期间的名德事迹时,“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为赫然人传的第一位。作者赞宁在写完义净的传记之后,评论说:“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又说:“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则称“西行求法者”是“中国的脊梁”。

 

在中国历史上,高僧辈出,但既赴印度求法,又回国有大量译经,且被后代尊为三藏法师、翻译家、旅行家的,只有玄奘大师与紧随其后的义净大师。义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些贡献,与义净在天竺求法,尤其是在那烂陀寺的10年努力学习分不开。

 

然历史也没有忘记这位大德,自盛唐长安遗留至今的荐福寺小雁塔,仿佛义净大师的功绩丰碑,千余年来雄伟挺拔,始终屹立于世。

 

义净大师最终归真荐福寺,享年七十有九。


  人物评价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大师(635713)东晋的法显大师和唐代的玄奘大师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与后秦的鸠摩罗什大师、梁朝德真谛大师和唐代的玄奘大师并称为“四大译经家”,被誉为中国古代海上求法第一人。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对世界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新形势下的今天,加强对义净大师法脉的研究、传承和弘扬,对中国当代佛教建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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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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