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1966年9月10日停刊。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 、天津《大公报》、上海《大公报》,《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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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名称
    《大公报》
    发行地区
    香港
    创刊时间
    1902年
    语    言
    汉语

    1报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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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因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2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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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香港版出版至今。

    3“四不”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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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 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大公报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分析;在国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敌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大公报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它“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其所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以客观性、真实性、自由性、独立性为特征的新闻追求有意识共通之处,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

    大公报的主持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的主持人只能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来报道和评论事实,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始终没能超越他们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

    4香港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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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香港《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新闻》版包括世界要闻、香港、中国新闻、经济和体育新闻等;《要闻专题》版对时事题材深入剖析论述;《国际热点聚焦》版从多个角度探讨国际社会现象。为迎合读者对经济讯息的需求,多达十余个的《经济》版面详尽报道香港、内地和国际最新经济动态,并经常刊载专题文章、特稿等,极具参考价值。《物流与航运》版、《大公教育》版,广为航运界和教育界人士称道。《大公论坛》则是各界人士对时事发表意见的园地。此外,《中国专题》、《海峡两岸》、《经济观察家》、《创新科技》、《社团》、《中华医药》、《保健》、《消费新风》、《校园》、《文化》、《专业世界》、《体坛长短镜》等专题版面。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 版为财经。 C 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评论。 D 版/AA 为波经。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香港《大公报》为受特许在内地发行的本港报纸之一,年售价2800元,单卖6~8元每份。版面一般为A、B、C,A版以要闻、港闻、中国新闻、两岸新闻为主,B版主要为财经新闻;C版主要为娱乐、波经等,更有副刊不定期出版。

    《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大公报》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大公报》在一些重要的历史纪念日之前,会出版纪念特辑,例如2005年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特辑、抗日名将访问系列、香港港九抗日大队纪念特辑,2004年的纪念百年邓小平等。

    《大公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网站(例如明报网站长期被封锁,香港商报则不会)。在《大公报》的网站每则新闻也标识“【大公网讯】或【大公专讯】为本网即时新闻,非引自《大公报》”。来与《大公报》报纸做区隔。《大公报》网站注明在全球阅览量中,美国与加拿大合计位居首位,中国大陆其次。香港占16%。而台湾则只有3%,还不及全球其他国家8%的总合。

    副刊

    副刊内容多姿多采。除了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大公园》、《小公园》、《新园地》、《世界新潮》之外,每日并出两大版《娱乐》、《星踪》、《神州新姿采》、《寰球特写》、《摄影》、《文学》、《科学》等各种定期及不定期特刊。

    附刊

    《大公报》还有不少附属刊物,如逢星期六出版十六开彩色杂志《大周刊》。

    电子版

    《大公报》互联网电子版除发布当日大部分版面内容外,还发放即时新闻,让网上读者随时获取最新讯息。电子版的日点击率达二百万,以欧美地区读者居多。

    5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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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是香港特区政府刊登有关法律性质广告的指定报刊,企业决策人士及商贸界人士是 《大公报》的主要读者群。

    6记者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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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季鸾(《大公报》掌门之一,长期担纲总主笔,1941年去世)

    王芸生(《大公报》后期总编,后留在大陆,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徐铸成(《大公报》记者,编辑,后担任《文汇报》总主笔,1991年去世)

    蒋荫恩

    陆诒

    萧乾(长驻欧洲的中国记者)

    范长江(著名通讯记者,后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文革中自杀)

    杨刚(《大公报》驻美特派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

    彭子冈(大公报左派记者,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徐盈

    曹谷冰(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

    朱启平(报道日本受降仪式,其通讯《落日》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高汾(抗战胜利后进入《大公报》,与丈夫高集一同成为民国著名夫妻报人,后被划为右派)

    陈纪滢(抗战期间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后定居台北,多发表回忆录)

    7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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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后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

    2013年4月19日17时55分大公报网站就此刊发了道歉信,全文如下:

    就刊发《北京“的哥”:习近平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虚假消息向读者致歉

    《大公报》2013年4月18日刊发了《北京“的哥”:习近平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此为虚假消息,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万分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们诚恳地向读者致歉。我们将以此为鉴,用准确严谨的新闻报道回馈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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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媒体 报刊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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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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