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委员会 (国家监察体系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这一方案的印发,意味着新的国家监察体系的组建已正式提上日程,迈出了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彰显了“三统一”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自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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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国家监察委员会
    产生方式
    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文件发布
    中央办公厅
    发布时间
    2016年11月7日

    1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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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

    2016年10月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发布,其中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这是“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等首次并列提出”,意味着新的国家监察体系建设已提上中央议程。

    在2016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对此有所论及: “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中央纪委这次全会还提出“研究修改行政监察法”。

    作为一项如此重要的改革,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再有序推开,无疑是稳妥的路径选择。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形势和任务之下,部署在三个各具特色与代表性的省市展开试点,彰显了推进改革动真碰硬而又蹄疾步稳的考量。

    2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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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此后,设立国家监察委提上日程。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王岐山介绍了国家监察委的设立背景:党中央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加强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6次专题研究。

    据其介绍,这6次专题研究,确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框架:审议通过改革和试点方案,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纪委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成立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委的设立,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其目的是成立一个与政府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构,即监察委,由此强化监察机构的独立性,破解同体监督难题。“目前,各级监察机关都是在政府序列中,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改革后,监察委主任将由人大选举产生。因此,现行的‘一府两院’格局,将调整为‘一府一委两院’,这‘一委’就是监察委”。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纪委特邀监察员马怀德也表示,改革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也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1998年、2003年的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3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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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省市设立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方案》要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设立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探索积累经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一、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

    二、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三、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五项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规定。其他法律中规定由行政监察机关行使的监察职责,一并调整由监察委员会行使。

    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地区要按照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组织实施,保证试点工作积极稳妥、依法有序推进。

    本决定自2016年12月26日起施行。

    试点方案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方案》要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试点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制度设计来看,要点有几个:监察委员会是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三地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将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

    最新进展

    2017年1月,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分别成立监察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监察委员会。三省市监察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解决职能交叉重叠、力量分散等问题,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赋予谈话、询问、留置等调查权限。

    试点地区表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改革的重大意义,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大胆改革创新,统筹推进试点工作,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研究设立市区县监察委员会相关工作,为在全国推开积累可复制的经验。

    4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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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

    2016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会,传达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求,研究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各级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深刻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坚决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积极支持配合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会议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支持配合中央纪委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改革试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积极协同中央纪委和试点省市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对试点情况的总结,认真研究试点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及时提出建议,努力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确保顺利实现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有效衔接。

    会议要求,要确保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和各项工作平稳健康开展。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共识,确保改革试点如期顺利完成。各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继续按照中央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坚持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相统一,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确保各项工作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

    2016年11月16日,北京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求,研究北京市试点工作小组职责等文件。市委书记郭金龙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出席。

    为加强对北京市开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统筹和服务,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京市成立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郭金龙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办公室设在市纪委。此前,北京市已按中央部署,就改革试点有关工作先期做了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和沟通协调等工作。目前,试点工作总体方案正在制定中。

    会议强调,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要从思想上向中央看齐,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领会改革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改革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正确把握试点工作要求,把改革试点工作与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反腐败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回头看”结合起来,严格按照中央制定的改革试点方案先行先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为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要切实加强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讲政治顾大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紧密联系实际,审慎稳妥推进,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确保反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确保改革取得党中央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月20日选举张硕辅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

    1月21日上午,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暨区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的委托,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杨晓渡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郭金龙对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转隶组建和区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主持会议。

    此前,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于1月20日选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硕辅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任命了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标志着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将按照管理权限,对北京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行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郭金龙在讲话中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北京作为改革试点地区之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把推进改革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以首善标准全力以赴完成改革试点任务。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改革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更加艰巨。要抓紧完成市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要坚持市、区联动推进,严格按照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全市改革试点任务;要加强探索创新,及时完善配套规定,推进工作流程磨合,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郭金龙强调,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要以打铁自身硬的要求狠抓自身建设,以敢于担当精神履行好职责。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找准职责定位,发挥好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要加强各级纪检监察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管理,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杨晓渡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决策部署,切实担负主体责任,统筹推进试点工作,集中力量抓好转隶和监察委员会组建,为试点任务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北京市改革试点工作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他强调,全力以赴做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践行“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在思想和行动上提高政治站位,用担当诠释忠诚,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如期完成试点任务。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市委要继续负起主体责任,书记负总责,确保党的领导贯穿试点工作全过程。市纪委要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细致谋划、扎实推进,抓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市各有关方面要讲政治、顾大局,各负其责,精心筹划,协同做好相关工作,确保试点任务顺利完成。下一步的试点工作要积极坚定、稳妥审慎,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要保持队伍稳定,把握动态平衡,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实践,加强督促指导,强化自我监督,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代表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作了表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常委出席。

    浙江

    2016年11月10日,浙江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浙江的光荣任务,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刻认识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紧紧围绕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加强领导,加强谋划,加强调研,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推进反腐败工作职能和人员的全面融合,积极稳妥地完成改革试点任务。

    各级党委要负起主体责任,强化担当精神;主要领导要负总责、亲自抓;各相关单位和负责同志要紧锣密鼓、昼夜兼程,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要密切联系浙江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抓紧形成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浙江方案”,为全国监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提供经验,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上成立了浙江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组长,省委副书记袁家军,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担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担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集中人员、集中办公,开展改革试点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改革试点方案正在紧张制订中。

    山西

    2016年11月5日,在中共山西省委十一届一次全会上,省委书记骆惠宁对做好山西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部署时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确保拿出高质量的改革试点样品,向党中央交一份合格答卷。

    据悉,山西省已经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骆惠宁担任组长。目前试点准备工作正在推进,试点工作总体方案即将制定。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1月18日选举任建华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

    1月18日上午,山西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选举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18日下午,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命,标志着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1月19日,新成立的省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干部大会。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同志委托,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参加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干部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骆惠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对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监察委员会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市县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出要求。

    骆惠宁在讲话中阐述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回顾山西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后指出,省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只是试点工作迈出的第一步,还有大量的改革工作要做。要坚守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按照实施方案,继续积极探索,实现深度融合,规范高效运行,全面完成改革试点任务。一要紧紧围绕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目标,加强全员学习培训,强化改革实践,进一步在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上实现融合,与时俱进地提高队伍整体水平;二要积极探索纪检监察机关内部运行机制,重点在优化执纪监督和执法监督方法,规范纪律审查和执法调查措施使用,完善工作流程和内控办法等方面建立科学的制度规定,形成衔接有序、监督有力、制衡有效的工作机制;三要积极探索国家监察与巡视监督、派驻监督有效结合的具体办法,把有效监察贯穿于巡视巡察、派驻监督全过程,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察效能;四要积极探索纪法协调衔接机制,在线索处置、证据转换、案件移送等方面,建立监察委员会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提升反腐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五要积极探索坚持双重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向上级监察委员会和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措施,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监察工作的机制,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努力为制定国家监察法和改革在全国推开提供实践经验。

    骆惠宁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监察部门必须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努力做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作风全面过硬。他提出了对党绝对忠诚、不断锤炼能力、勇于担当作为、严守法纪规定四项要求。

    刘金国在讲话中指出,山西省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行动果断、勇于担当,统筹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认真抓好转隶和监察委员会组建。中央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山西试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确保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如期实现,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确保改革试点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省委要继续担负起主体责任,书记负总责,省纪委要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精心谋划、扎实推进,抓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省人大、组织部、政法委、检察院和省编办要讲政治、顾大局,各负其责,认真筹划,协同做好相关工作,确保试点任务圆满完成。要坚定不移、稳妥审慎,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把握动态平衡,积极探索实践,加强督促指导,强化自我监督,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省领导黄晓薇、杨司出席会议。任建华主持会议。

    山西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员;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省纪委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各市纪委书记;省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干部、直属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省委巡视机构有关干部参加会议。

    5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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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公报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

    2016年11月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截至2016年11月14日,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相继对外发布消息,宣布已成立省一级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三省市党委书记担任地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2016年11月2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到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6通畅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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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北京等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省市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行政监察覆盖范围过窄以及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的问题。

    为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议,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将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进来,与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对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或者对不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刘永强说,监察体制将执纪与执法贯通起来,在制度上形成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的工作机制,不仅实现了纪律与法律的有机衔接,也杜绝了党员判刑前未作党纪处理、带着党籍进监狱服刑等现象。

    新成立的监察委随即实质运转起来,主动出击,认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3项职责,全面行使全国人大授权的12项调查措施,已经成功查办了不少案件。今年1至8月,北京市问责204人、13个党组织。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对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实施改组,这是北京历史上首例依据党章党规作出的改组决定。山西省问责2514人。浙江省问责1046人。

    7留置取代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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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17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监委报送的对涉嫌贪污的余某进行调查的《立案审批表》,摆在了区委书记陈瑾的案头。认真看了几遍后,她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据了解,涉案人员余某并非党员。伴随这张特殊的《立案审批表》的签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的全国首例留置措施付之实施。

    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之一,也是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向全国推广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了解,改革试点地区均以留置取代“两规”,细化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把纪委原“两规”场所、公安机关看守所作为留置场所,对留置折抵刑期、异地留置进行探索,做好留置案件调查与审理工作对接。留置期间注重对被调查人的思想教育和政策讲解,促使被调查人主动认识错误、如实说明问题。强化被调查人权利保障,采取留置措施及时书面通知家属,限定留置期间讯问时间、时长,坚守安全底线。今年1至8月,3省(市)共留置183人,其中北京市留置43人、山西省留置42人、浙江省留置98人。

    8监察体系日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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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而来的,是一个集中统一、全新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建设过程。一个党统一领导下的全新的国家反腐工作机构已日渐成型。

    10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做关于《草案》的说明时说:“在今年底明年初召开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监察委员会,有利于使监察体制改革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必将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说,监察委员会就是反腐败的工作机构,监察法就是反腐败的国家立法,必将有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9监察委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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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2016年12月19日报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将由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和检察院检察长等“关键少数”组成。

    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论是王岐山书记调研京浙晋,还是三地试点改革工作小组会议,都明确了一个关键环节——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认真完成好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任务。

    2016年12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作了关于草案的说明。

    草案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结构: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原先就是监察部门的主要机构。检察院在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主要设有反贪局、反渎局和职务犯罪预防的专门机构,这些部门将面临转隶。

    正因为这些部门的加入,监察委员会就能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3项职权。

    监察体制改革要“走三步”。

    一是试。北京、山西、浙江是试点地区。近期,三地在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领导下,正在全面推进工作。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和检察院检察长等“关键少数”都参与到改革试点领导当中。

    二是转。关于怎么转的问题,是此次草案重点说明的。哪些部门要加入,监察委员会行使什么职权,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了监督范围。值得关注的是,新部门可以说是“有纪有法”,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预防腐败,一方面严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其职能比现在政府序列的监察局、监察厅要扩充很多。不难判断,未来的领导层次、管理模式、监督手段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三是硬。职能充实了,手段丰富了,权力增强了,是执纪监督问责“硬”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草案对监察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的产生和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作了规定。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与一个部门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关系”,这可视作部门“后盾”加强了。同时,按照王岐山书记在江苏调研的精神,执纪者也要有人监督,因此,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此次也有规定,由此可见改革的缜密程度。

    10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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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各大媒体均解读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标志,意义深远、重在治本。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人民日报刊文《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文章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释放出政治改革特别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改革重大利好。“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拨一毛而身为之变”,国家监察“体改”试点而行,牵动的将是改革和法治深度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划时代变局。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方案》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彰显了“三统一”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自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家监察“体改”既是对党的监督的强化,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实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其体制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要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结合最新形势看,可以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国家监察“体改”开启了扩大国家民主生活的全新境界。特别是要在当前的党内监督全覆盖基础上,将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纳入监察范围,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全覆盖;如果说前者是要实现“用纪律管全党”,后者则是要强化“用法律管全体”。这“两个全覆盖”有利于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主体的“任性空间”,是防止党的领导弱化矮化、腐化蜕化的治本之策。

    全新的国家监察机构将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凸显了做实人民监督权的法定效力和政治效应。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权力授受关系来说,新的监察委员会从政府内设机构变为“民意执行机关”,有利于摆脱部门化弱监督模式,提高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的对称性。从监督成效评价来说,“新监委”应当可在年会制的人大上报告年度履责情况,并接受监督的再监督,有利于加大对国家机器运转及其行权主体的事前、事中监督力度,也事实上拓展了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领域和审议监督的内容。这既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生性改革,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涵式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的“新监委”,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依宪监督”的专责机构。换言之,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对”中设计的“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在当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拓展延伸,走的正是扩大人民民主、落实人民监督的新路子,抓的正是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两结合”,这也深度契合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

    这一轮监察“体改”植根于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新的重大成效,为依法治国特别是“依法反腐”夯实了标本兼治的实践根基。说到底,“新监委”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完全是着眼于反腐败基本形势,来源于反腐败根本需要,服务于反腐败治本大局。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加速形成,党内法规体系中“两准则、四条例”密集出台,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的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精耕细作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深入人心……这些都将在行政监察法等适应性“修法”中得到集成式体现。顺应党心民心,把近四年来正风反腐的制度成果和有效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把“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转化为久久为功的稳压常态,有利于进一步加密加固约束公共权力的制度笼子,配套细化各级监委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从而倒逼全体公职人员(财政供养人员)知廉知止,并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齐头并进增添新动能,推助全面从严治党和全力从实治本凝成新合力。

    先行试点探索、后加总结推广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思想和战略布局的具体体现,必将产生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深化依法治国的全新“化学反应”,促使人民监督和反腐治本的力量在法治轨道上充分涌流。

    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实现监察全覆盖的破冰之举》指出,这一重大反腐败体制改革中央酝酿已久。这一信号在今年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已释放。这次全会提出,建立覆盖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配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也指出,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此次全会将原本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提出,监察机关被前所未有地放置于政府和司法机关之间。近日,中央选择3地试水破冰,就是将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的具体举措。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实践看,党内监督的制度体系日臻完善。但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有赖于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次监察体制改革,旨在从制度上保障民众的监督意愿,将会更有效地约束公权力。

    据统计,2015年,全国查办的征地拆迁、医药卫生、生态环保、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涉案达32132人,其中非党员占45%,这就暴露出非党员公务员的纪律约束存在空白地带。现行《行政监察法》的监察对象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难以覆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以及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对这些单位及人员的监察均存在盲区。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就是“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的破冰之举,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将在未来的反腐实践中得以验证。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更是从制度入手,推进反腐败治本的战略选择。承担试点任务的3省市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3省市及相关部门定会不负厚望重托,完成好改革试点工作。

    11现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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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总体框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在实际工作中,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职能机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

    各级纪委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的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机构。

    司法机关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承担包括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犯罪在内的各类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及时、公正地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作出判决,依法惩治腐败犯罪。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依法追究刑事犯罪、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预防职务犯罪、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等职能。需要注意的是“反贪局”,反贪局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设立在检察机关中的重要职能部门。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除了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的侦查、预审工作,还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等。此后,省、市、县级检察院也设立了反贪局。

    此外,各级检察院还设立反渎职侵权部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

    监察机关

    政府监察机关是依据中国宪法设立的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等的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在中央层面,监察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在地方,政府监察部门与同级纪委合署办公。

    审计机关

    审计机关是依据宪法设立的审计监督机构,依法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等进行审计监督。审计署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地方审计厅(局)是地方政府组成部门。

    国家预防腐败局

    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国政府为统筹预防腐败工作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2007年成立,属于国务院直属机构,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局长由监察部部长兼任。此后,地方也相应成立预防腐败局。

    公安金融等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也在自身职责范围内依法承担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相关工作。

    不同的反腐机构,如何做到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一般这样处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掌握党员违纪线索之后,经调查认定为违犯党纪的,对其作出相应的党纪处分;对其中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政府监察机关对于违反政纪的监察对象,作出相应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公安、审计、行政执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移送司法机关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处理。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违犯党纪或政纪的,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政府监察机关处理。

    人民网报道指出,中国的反腐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完善,而面对当前新的挑战,各反腐机构之间存在的力量分散、边界不清,职能重叠、标准不一,缺乏规范高效的衔接配合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12专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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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参与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决策咨询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深度解析中央力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以及接下来可能的举措。

    “选择这三个地方是有特殊意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中央启动监察体制改革,是否会成立中央或国家级的监察委员会,顶层设计是什么?

    马怀德:中央已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监察制度,实现全覆盖的监察体系。既然要完善这项制度,各个层级的监察委员会都会相应成立。目前已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推开。而在全国推开,就不仅在省一级,而是在中央、省、市,甚至县、区都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垂直系统机构。

    具体来说,在中央或国家层面是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再斟酌。对地方而言,举个例子说,是叫山西省国家监察委员会还是叫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也可以再研究,最终定名为何,要看试点后中央的决定。

    中央或国家层面的监察委员会一定会成立,因为是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顶层设计,必然上下都是打通的,尤其是这种垂直性的领导体制,一定要有中央或国家级的监察委员会。

    中央或国家级的监察委员会跟中纪委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次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即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合署办公”。而“合署办公”意味着职能上有分工,简单说就是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纪委的主要职能,是对党内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执纪问责,对党组织进行监督,执纪问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就是对所有公权力主体,意味着所有国家财政供养的组织、群体都有必要纳入国家监察范围,包括法院、检察院、医院、学校,都纳入监察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试点选择了浙江、山西和北京三地,外界认为选点颇有讲究,特别是北京此次作为试点。如何解读试点选择传递出的信号?试点的时间周期会有多长?

    马怀德:选择这三个地方是由中央决定的。我理解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北京是首都和政治中心,而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选择在政治中心更有风向标意义。如果是经济改革、自贸区改革,首先会选经济中心上海;但是政治改革,就要选政治中心北京,便于近距离观察、发现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处理和解决,因此选北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可以看出中央对试点工作的决心。

    而山西发生过“塌方式腐败”,是曾经的腐败重灾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反腐败、廉政建设上,山西的力度也更大一些,中央对山西也是寄予厚望。山西反腐力度大,经验比较多。至少案件多,处理案件的经验自然也多,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比较多,是一个比较好的标本。

    选择浙江的原因,就更显而易见。浙江是改革开放,尤其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同时面临新历史条件下的反腐败和制度建设的很大压力,如何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构建一套反腐败的制度体系,至少对其他东部沿海地区都有很大的示范意义。

    当然,这都是试点。试点就是允许在试点过程中去摸索,积累经验,如果有好的经验、成熟的做法,就可以进行提炼、深化,形成成熟的制度,然后向全国推广。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有特殊意义的。

    从文件上讲,这次试点没有周期也没有时间表。但一般来说,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时间周期大都在2-3年,像司法改革基本1-2年,我想此次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也不会太久,应该1-2年时间会出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监察委员会究竟是一个党的机构,还是政府机构?它的等级序列怎么定?

    马怀德:国家监察委肯定不是一个党的机构,它和党的机构“合署办公”;但它也不是政府机构,因为它已经从政府机构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跟政府“平行”的机构。因此,它就是一个国家监督机关。

    国家监督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平行的。因此,中央将此次改革定性为重大的政治改革,是由“一府两院”变成“一府一委两院”,其中“一委”即国家监察委员会。而这个“一委”,对“一府”“两院”都有监督职责。

    与廉政公署有一定相似性

    中国新闻周刊: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架构来看,是要整合目前的反腐资源,这种“融合”是否意味着未来会形成一种“大监察”格局?

    马怀德:中国的反腐败资源包括党内的纪委系统;政府的监察机构,以及审计部门;跟行政监察在一起办公的预防腐败机构;行政体系以外的,有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机构,以及预防腐败局。

    之所以要整合这些机构,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反腐败职能分布在行政和司法机关,多头承担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职能,资源分散,没法集中力量,形成相对统一、独立的监察职能。另外,这些机构在职能上也有重叠、重复之处,检察院和政府内部都有预防腐败的机构,职能的分散降低了资源的效率。整合这些职能,能够提高效率,提高权威性,也可以降低行政成本。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履行监督职能的一个国家监察机关,对所有公权力主体和公职人员行使监督权、监察权。从中央层面来讲,监察部、国务院审计署加上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预防犯罪部门,这些职能和机构、人员整合在一个平台下,纳入国家监察委员会。那么,原来的机构、行使监察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统一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既不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特有”的国家监督机关工作人员。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否与香港、澳门廉政公署比较相似?

    马怀德:某种意义上有相似性。廉政公署的主要职能,是为了预防腐败、调查贪腐案件,甚至承担一部分起诉权力,所以是把所有反腐败职能整合在一起,包括廉政文化建设。尽管有一定的类似性,不过廉政公署毕竟是在一个特别行政区内,是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特殊机构。香港、澳门叫廉政公署,我们叫国家监察。

    中国新闻周刊:由此看来,未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限势必会很大,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庞大权力的机构来说,如何监督它的权力运行?

    马怀德: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有一句话,“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这意味着,所有的权力都应该接受监督,包括未来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在内。

    正是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握有监督权、监察权,尤其在职能拓展以后,包括行政监察、审计、反贪反渎职、预防腐败这些职能都包括进去之后,权力极为庞大,自然要接受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有效监督,才能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因此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考虑对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这些监督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自然要接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监察委员会委员,机构也由选举产生,当然接受人大监督。按照宪法规定,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接受人大监督是毫无疑问的。这意味着,如果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负责各级监察委员会时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当然会受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罢免、质询等方式进行监督。

    第二,监督来自内部监督、自我监督。自我监督,听起来不太容易实现,但实际上非常重要。从十八大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上不难发现,中纪委权力很大。但中纪委也在强化自我监督,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纪委已决定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加强对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截至目前,中纪委通报了至少8起纪检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由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纪委合署办公,自我监督力度会越来越大,确保在职能扩大、权力增加之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能在法律内正确运行。

    第三种是社会监督,主要指社会公众监督,可以检举、举报,这是宪法赋予公众的权利。公众监督的渠道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来信来访、投诉举报、政务公开等。此外,社会监督也包括媒体监督,媒体有独特的监督优势,比如通过调查、采访等方式。通过媒体的监督方式是比较有效的,尤其在新媒体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任何国家的公权力主体,都要接受媒体全方位、24小时的监督。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党的监督。党的监督不是通过中纪委,而是通过党委。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有监督权和领导权。有人说各级党委书记担任监察体制改革的小组长,势必是领导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那党委谁来监督?其实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可以监督,所以还是会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这种监督确保了各级监察委员会,会在一定规则之下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正是有这种担心,更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制度建构时,考虑到权力的特性,而有效地加强监督。

    “《行政监察法》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

    中国新闻周刊:我留意到, 7月14日,《学习时报》发表了你的《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一文,你提到“将《行政监察法》更名为《国家监察法》”,这是否意味着要在法律框架体系内,解决现行纪委难以适应国家法律的问题?

    马怀德:不完全是。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行政监察法》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现行《行政监察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察机关定位不准,监察对象范围过窄。关于监察机关的定位,虽然《宪法》中对国务院的监察工作表述为“监察”而非“行政监察”,但《行政监察法》将监察主体定位为行政监察机关,将监察对象确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未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纳入,与《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不衔接,存在监督盲区,未能形成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系,不利于全面、有效行使国家监察权。

    第二,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障不够。按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实践中,监察机关的干部人事、财物经费都由地方政府控制,监察机关在工作中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影响了监察的权威性。

    第三,监察手段有限。虽然《行政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等,但由于监察手段有限,且偏重事后监督,导致一些方式方法在实践中形同虚设,难以落实,如第23条,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规定,在实践中基本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第四、监督程序不够完善。有些行政监察程序设置不科学,如受理申诉的渠道过于单一,监察结果公开性不足;一些程序规定过于原则,缺少细化的操作步骤和要求,如第23条虽然赋予监察机关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享有纠正和撤销建议权,但没有规定具体程序,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限于它(该法)的职能,它不可能做到全覆盖。它是政府的组成部门,只能监督政府其他的部门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可能监督到政府以外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政协等。

    上述问题导致监察机关和党内监督所覆盖的面不一致。党内监督,对党内领导干部已经做到了全覆盖,不管是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人民政协、社会团体都能监督到。要远远超过行政监察部监督的“面”。虽然它只监督党员和党组织,但它的覆盖面真正做到了全覆盖和无死角。

    而行政监察覆盖面太窄,仅限于政府职能部门、各级政府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无法实现与党内监督“面”的有效重合和衔接,造成监督面的 “一宽一窄”。

    我们说要修改《行政监察法》,是给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重构或顶层设计提供一个路径。借这个机会修改监察法,把《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然后在监督的对象上实行全覆盖,在监督的手段上不断地丰富。在监督的机构和职能上,实现有效的监督、监察资源的力量整合,这样就既达到了修改法律的目的,又达到了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目的,所以这是“一石二鸟”。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纪委特邀监察员马怀德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表示,从多数国家在监察领域行之有效的做法来看,有几点经验可资借鉴:一是保障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二是对国家权力运行实施全面监察;三是赋予与监察机关地位和作用相匹配的多元、有效的监察手段。如果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监察体系面临的上述问题,都将得到改善。

    “一府两院”加“一委”

    南方周末:《方案》将此次改革称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这样的表述较为罕见,是否有什么特殊含义?

    马怀德:以前中央文件中的表述多为“政治体制改革”。体制主要指机构、职能、权限以及机构之间关系的调整。此次改革是整个监察制度的重新构建,涉及面很广,关系到宪法、法律制度。

    《方案》的目的就是要设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也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府一委两院”制度。之所以设立“一委”,就是要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监督。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1998年、2003年的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用“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南方周末:《方案》提出,在试点省市,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为什么要由人大产生?

    马怀德: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所以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向人大报告工作并对人大负责,是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的。另外,地方各级都有人大,所以监察委员会也要在地方各级设立,不仅仅是国家一级的监察委员会。

    这里还涉及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宪法依据问题。依据宪法,全国人大有权制定设立国家机构的法律,也可以做出设立国家机构的决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大的权力,包括做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而且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领域和范围,也已经不限于立法领域,比如《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等。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设立国家监察机关。

    南方周末:《方案》为什么选择北京、山西、浙江作为试点省市?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被选为政治改革试点的先例并不多见。

    马怀德:作为一种猜测,我想,把重大的政治改革试点放在首都具有一种示范作用。无论是试点的现状、基础,还是反腐建设、制度建设的保障条件,北京可能比其他地方要强。

    山西是近年来的反腐重点区,十八大后反腐工作成效显著,探索出了一些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地方搞试点,也有其独特价值。

    至于浙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进行监察委员会试点时,在体制、机制的设立、运行、实践效果上可能遇到更多的问题,也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便于下一步向全国总结推广。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南方周末:《方案》强调,要“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全面覆盖具体包括哪些人群?是否无一例外?

    马怀德:依据现在的行政监察法,监察部门的覆盖范围只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这个范围窄于公务员法。我国的公务员法很特殊,调整对象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包含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各党派和主要人民团体的公职人员等。只要你是行使公权力、由财政供养,都算广义的公务员。今后,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会与公务员法持平,比如法院、检察院、医院、学校等都在监察之列。

    南方周末:那么国企人员呢?

    马怀德:现在,很多大型国企的领导由政府、国资委任命。这些由政府任命的国企人员也要接受监察。

    南方周末: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中纪委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的报道,但媒体对监察部的作为少有提及,这是为什么?

    马怀德:十八大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反腐力度。监察部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业务部门是随着中央纪委的第一纪检监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这样设立的。监察部干的事,实际就是中央纪委干的事。

    纪检部门也探索出一些新的反腐方式方法,对纪检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巡视、全面派驻等。尤其是2015年底,中央纪委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实现了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纪检全覆盖,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协、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这些制度的熟练运用和发展,造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的问题。长的就是纪委系统。

    而监察部囿于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囿于行政监察法赋予它的职能就是监督政府机关及其任命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只能在政府范围内监督。这就让它变成了那条“短腿”。

    这种情况下,国家监察制度必须随之调整、改变,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协调,出现监督空白地带、出现监察力不能及的地方。我想,这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改变。

    虽然现在纪律检查的覆盖面宽于监察,但以后监察的覆盖面会更宽。因为纪检只能管党员。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只要是公职人员,就要接受监察委员会的有效监督。

    “半垂直的领导体制”

    南方周末:《方案》要求三试点地区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具体是指哪些资源?

    马怀德:目前的反腐败资源力量有哪些?政府内部的监察机关、审计机关、预防腐败部门;政府外部的人民检察院的反腐败、反渎职部门,以及检察院内部的预防腐败局。各种重要反腐职能分布在这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多头负责,资源分散,而且还有重复重叠之处。

    为了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就要把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整合在一起。单靠协调肯定不行,要通过一个平台重新分工整合。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南方周末:整合之后,什么人来担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把手”?各级监察委的人事任免等,是否仍由地方管理?

    马怀德:依照《方案》,党的纪检机关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在“一把手”的称谓上,我认为应该是监察委主任,因为1949年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就叫“主任”。

    从目前的情形看,纪检体制已经发生变化,以上级纪委为主,监察业务也是这样。如果地方各级监察委与纪委都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那么在干部的考察、选聘、提名、任用上,监察委也应该以上级为主,形成一种半垂直的领导体制。

    南方周末:半垂直的领导体制,会加强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在现行制度中,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能否有效保障?

    马怀德:现在监察机关的人财物虽然由地方负责,监察的独立性似乎不足,也影响监察的权威性。但因为它是以党的纪检机关的身份出现,所以履职时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在编制、资金、办公条件等方面应该都能保障,独立性不成问题。但对于审计、检察院反贪反渎等单纯的监察机关来说,权力行使的独立性可能就会差一些。

    南方周末: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防止内部腐败?

    马怀德: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无外乎内部、外部两种途径。十八大后,中纪委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防止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自我监督理念,也设置了相关的内部监督机构。比如“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就是专门对内部人员进行监督。

    外部监督来自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各级人大产生监察委这个机构,任命其人员、听取其报告、对相关人员进行质询,这些都是监督的一部分。社会公众监督看似很虚,但因为来自媒体、老百姓各种方法手段的全方位、全天候监督,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举报、投诉、来信来访等传统方式监督,所以实际上比较“实”。

    多种监督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的监督。如果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通过法律明确监察委的职责、权限、运转程序、具体措施,并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方式进行监督,会有很好的效果。尤其对于这种权力大、涉及面广的重要部门,更需要强化法律对其职权行使的有效监管。

    “在法律上受到更大约束”

    南方周末:改革后,国家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将具备哪些监察手段?

    马怀德:手段方面,目前的行政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等。但由于有限的监察手段分散于各个部门,且偏重事后监督,所以一些方式方法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一旦改革,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手段将得到优化、丰富。除以往的监察方法外,审计、反腐反渎案件侦查等,都将集于一身。尤其对贪腐、渎职案件的刑事侦查措施,过去只能由检察院享有,纪检监察机关没有这项权力。以后,监察委也许可以使用刑事拘留、逮捕甚至监视居住等手段。

    这里还涉及侦查成本问题。现在,纪委在查处违纪过程中只有党内的手段措施,虽然也能收集一些证据,但笔录、口供等要想成为司法程序中的证据都要经过检察院的二次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问题,还可能出现变数,造成无用功。监察委员会如果享有反贪反渎案件的侦查权,就大大减少了转化的必要性。这不仅解决了限制违法违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问题,还能填补纪检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衔接、协调过程中的障碍、漏洞,同时也会在法律上受到更大约束。

    南方周末:未来接受监察委员会调查、侦查时,违法违纪嫌疑人的权利如何保障?监察委员会立案后,律师能否介入?

    马怀德:保障嫌疑人权利、律师介入的问题,要看监察委员会设置过程中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情况。比如将行政监察法修改并更名为《国家监察法》,同时修改刑事诉讼法。通过前者赋予监察委反贪、反渎案件刑事侦查的权力,通过后者明确此类案件由监察委负责。这样既能形成授权,又能形成法律上的规范和约束,对被调查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此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审计法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很可能都要修改。尽管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修改宪法的时候,但如果仍然存有争议或者认为法律基础不够坚实,也可以考虑修改宪法。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南方周末:三省市的试点经验会在何时向全国推开,现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马怀德:依照司法改革及其他改革试点的惯例,一般一两年之内会有阶段性成果。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改革,我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前后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出现,或者在多地推开。

    在行政监察法及其他法律的修改时间上,应该也不会太久。当然,修法要与试点经验结合,修改的必须是有定论的东西,不能反复修改。所以在试点成果显现,准备向全国推行时,就是将这些经验通过修法、立法方式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时候了。

    13媒体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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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日报》《新京报》等媒体指出,制度反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反腐机构建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经验表明,有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有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制约,腐败没得到充分遏制。要达到反腐败治本的目的,就不能不对过分集中的权力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分置,从而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将监察权从行政权中剥离,有利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优化权力配置之举。

    改革的推进,有助于建立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及部分专家认为,按照试点方案,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将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

    从权力授受关系来说,新的监察委员会从政府内设机构变为“民意执行机关”,有利于摆脱部门化监督模式,提高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的对称性。从监督成效评价来说,“新监委”应当可在年会制的人大上报告年度履责情况,并接受监督的再监督,有利于加大对行使权力主体的事前、事中监督力度,也事实上拓展了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领域和审议监督的内容。这既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生性改革,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涵式优化。

    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的“新监委”,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监督的专责机构。换言之,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对”中设计的“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在当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拓展延伸,走的正是扩大人民民主、落实人民监督的新路子,抓的正是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两结合”,这也深度契合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

    人民日报》等媒体指出,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监察在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存在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监察区域。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需要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更加深入地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我国香港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反腐败实践中,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与私营部门及其职员的监督并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结合国情加以借鉴。

    作为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有效的监察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禁于未然之前”,也能够实现“禁于已然之后”。探索建设一个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协调性的综合性国家监察机关,将所有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全覆盖、无死角,并在推动宪法实施、保障公民权利上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将贡献有益的制度创新。

    14网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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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话题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将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这一重大举措于近日出台,网友纷纷发声:“震撼”“期许”“点赞”……全是满满的正能量。

    @廉洁婺源

    监察体制改革,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完成监督方式的无缝对接,形成对国家工作人员全方位、拉网式的监督模式,无疑将会有效管住公权任性行为。

    @山明水秀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力量,理顺关系,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实现监察工作的全覆盖。

    @中华崛起

    改革监察体制,将监督的触角从党内全覆盖延伸到向公职人员全覆盖,彰显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信心和能力。

    @都昌清风

    通过开展监察体制改革,对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将延伸监察领域,拓宽反腐渠道,让腐败没有“特区”、没有“禁区”。

    @雪域明珠

    改革既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积累完善经验,逐步探索出最佳的监察体制,并由点带面,推动党风政风向上向好。

    15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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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行严明的纪律写在自己的光辉旗帜上。

    1926年7月,全国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8526人,比党的四大时增加了十几倍。然而,在党员数量突飞猛进的同时,党的队伍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的需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大肆搜捕和疯狂屠杀,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的不坚定分子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公然叛变投敌。革命形势的发展表明,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建设,保障党的先进和纯洁,建立一个维护党性党纪的专门机构,已经成为党的建设发展的紧迫任务。中央监察委员会 “应运而生”。

    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当选为副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也是中央纪委的前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党内监督机构,它健全了党的制度,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同年6月,受党的“五大”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修改了党章,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章,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

    虽然由于“五大”后形势更加恶化,中央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十分曲折,但是1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却以自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历史交响;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都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先后有8名成员为革命英勇牺牲,1人失踪,只有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却无一人叛党投敌。

    萧石月,在当选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后,任职仅19天,就牺牲在战场上。时年27岁。

    张佐臣杨培森,1927年6月29日在上海总工会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同时被捕。两天后,从容走上刑场。张佐臣年仅21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杨培森44岁,正值壮年。

    王荷波,1927年10月18日被捕,英勇就义。

    许白昊,1928年2月16日在上海酱园弄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时年39岁。

    蔡以忱,1928年7月中旬,在湖南澧县组织当地武装准备举行暴动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在澧县就义,时年31岁。

    杨匏安,1931年在上海工作时被叛徒无耻地出卖了,英勇就义。

    阮啸仙,长征开始后,任赣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3月,指挥红军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战斗,不料遭到一颗流弹袭击,壮烈牺牲。

    周振声,1928年2月去开封从事革命活动,因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刘峻山,是五大上选出的10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中,唯一一位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的人。1985年,刘峻山在南昌去世,享年86岁。

    意义

    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负责讨论和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人数、改选等工作,“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这个监察委员会实际上是我们党的第一个专门的监察机构。它不是党内的工作部门,它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所以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

    新修订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探索。中共五大党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有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五大闭幕后不久,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大部分中央监察委员相继离开武汉,奔赴全国各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个决议案对于党的纪检监察工作作出了规定。八七会议提出及重申的党纪规定和要求,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工作中,对于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统一,保证党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五大之后新修订的党章,1927年下半年,湖北、四川、东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省监察委员会。它们分别在各省地方党组织中开始履行职责。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对加强自身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加强党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党的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缅怀

    2016年11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这是11月22日,王岐山在1927年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参观。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11月22日下午在湖北省武汉市调研期间,专程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瞻仰第一届中央监委10名成员雕像并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辈。

    走入纪念馆,王岐山感慨地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这次来就是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和根脉,寻根溯源。”

    中央纪委的前身是1927年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伴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人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86年前的峥嵘岁月。当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上海、浙江等地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期。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委,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构。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在生死考验的抉择前,10名中央监委委员没有一名叛徒,其中8人在数年内相继牺牲。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王岐山说,“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诚与背叛》,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在当时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监委,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

    一幅幅图片,一张张图表,一件件实物生动再现了从中央监委到中央纪委的发展历程。王岐山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央纪委都坚定地维护党的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党内监督机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自中央监委成立以来,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始终根据不同时期党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来确定工作方向和重点,严格执纪监督和党内审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我们党从成立起就一直同消极腐败、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进行斗争,党内决不允许出现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党章赋予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责任和义务。入了党,就必须得守组织的规矩,受到党章党纪党规的约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靠高度的组织化和铁的纪律。

    王岐山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雕像前敬献花篮。他神情庄重地走上前去,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与随行的中央纪委和湖北省领导同志向革命先辈三鞠躬。

    抚今追昔,王岐山说,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中央纪委与中央监委一脉相承。当前,纪检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的职责,抓好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不断坚持、深化、巩固纠正“四风”的成果,要坚决扼制腐败蔓延的势头,以此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

    16试点全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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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1731省区市监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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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词条:监察委员会主任

    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随着2018年各省区市“两会”陆续闭幕,省级监委主任已由各省区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随后,省级监委副主任、委员也相继在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上获得任命。中央纪委研究室有关同志表示,在地方换届时一并完成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有利于使监察体制改革与地方人大换届紧密衔接、统筹安排。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领导班子名单显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其中,省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各省(区、市)纪委书记兼任,副主任由省(区、市)纪委副书记兼任,委员主要由纪委常委兼任,同时也包括来自检察院的转隶干部。

    新成立的各地监委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改革试点过程中,各省区市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把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根据相关工作程序规定,监察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特殊情况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议题由主任或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副主任综合考虑后确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到会方能召开。案件审理、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组成人员到会。

    辽宁省监察委员会组建完成后,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在第一时间瞻仰中共满洲省委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参观辽宁反腐倡廉展览馆、进行领导班子工作分工并明确包案任务。2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主任房灵敏主持召开组建后第一次会议,研究自治区监委议事决策工作规则等制度。大家一致认为,新的班子必须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团结带领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履职,锐意进取,充分展现新班子、新队伍的精神面貌,不断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目前,各省区市纪委监委正通过集中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加快人员融合、工作融合,同时,全面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赋予监委的12项调查措施,加强监察机关与执法司法机关的统筹协作,尽早实现监委高效运转。各省区市在推开改革试点的实践中,进一步积累和总结经验、深化认识,这将为出台国家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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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察委员会 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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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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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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