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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公元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东汉又称后汉,乃为区别于西汉之前汉。东汉的首都洛阳被称为东京,因此又以东京为东汉的代称。 共有十二帝,历经196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  东汉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 在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 汉和帝后,皇帝都是年幼即位,使得外戚势力与宦官横行朝堂,朝政日益衰败。而东汉因富商豪强势力已成,造成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问题无力解决,人口也不断增加,粮食生产没有跟上人口增长,汉灵帝即位之后,沉迷酒色,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终于在184年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乱镇压下去。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名存实亡,公元190年,又逢“董卓之乱”,皇帝大权旁落,而地方豪强也趁势崛起,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在洛阳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东汉结束。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的大分裂时期。 东汉在文化、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 同时佛教也在这段期间传入中国。  东汉一代,豪强地主势国扩张,门阀世族形成。这一时期,匈奴、羌族开始内迁,鲜卑族人据蒙古草原,都对后世的民族交流和融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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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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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开创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措施过激过快,不但没能缓解的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空前激化,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刘钦曾任南顿令。

     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昆阳城下,面对新朝号称百万的围剿大军,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奋力死战,终于在其他绿林军配合下,一举摧垮新莽大军。

     昆阳之战,标志着新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消耗殆尽。

     同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朝灭亡。

     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开国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立汉朝皇裔刘盆子为汉帝,史称建世帝。

    同月二十二己未日(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河北称帝,因刘秀系西汉皇族后裔,故国号仍为“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称建武元年。

    因刘秀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洛阳,刘邦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后世称刘邦所建汉朝为西汉,刘秀所建汉朝为东汉。

     刘秀定都洛阳后,不断对四方用兵,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立地称王的隗嚣与在西蜀称帝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

     自此,经历了自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1]  

    光武中兴

    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

    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2]   

    改革官制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天下平定之后,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三十多年的统治,东汉的国力空前强盛,四夷臣服。

    公元26年(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完成了光辉灿烂的汉文化的创造。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统治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一大特色。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3]    

    明章之治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

    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自王莽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在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古哀牢国。

    公元69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因慕汉之教化、威德,哀牢国举国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归汉,初步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西部版图的管辖范围,使古哀牢境内的各民族从此汇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促进了古哀牢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汉明帝死后葬于显节陵。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公元57年—公元88年),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号称“明章之治”。[4]   

    宦官干政

    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

     汉殇帝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汉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

    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

    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后汉桓帝即位。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

     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但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比汉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5]    

    走向灭亡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

    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

    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

    公元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虽然这次战争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于是挟持汉献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经营多年的京师洛阳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公元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中央政府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中央政府再度陷入混乱。

    公元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洛阳。但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汉献帝只能听命于曹操。

    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改国号为“魏”,东汉结束,从此进入三国时代。[6]  

    2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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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版图基本恢复。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

    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土地。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李傕控制下的汉献帝分凉州和三辅地区置雍州。辖郡九。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偏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的一部分。[7]   

    3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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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系统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

    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 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

    改革官制

    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

    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

    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官。汉献帝时,董卓迁都长安,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

    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琐事。  [8]

    三公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

    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它的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上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上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碌勋与卫尉负责,光碌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碌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碌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9]  

    九卿

    九卿是太常、光掾、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长掌典礼,光碌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属太尉;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属司空。

    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10] 

    地方官制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州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

    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

    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

    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 

    选官制度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

    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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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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