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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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姓名
    桑弘羊
    时代
    西汉
    所属政权
    西汉汉武帝、汉昭帝时期
    性别
    民族
    汉族
    生年
    前152
    卒年
    前80
    出生地
    洛阳
    陵墓
    不详
    身份
    大农丞、大农令
    官职
    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等
    配偶
    ——
    父亲
    ——
    母亲
    ——
    子女
    桑迁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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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弘羊桑弘羊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名臣,洛阳(今中国中部河南洛阳东北)人,生于公元前152年,有的则说是公元前141年(第一种比较可信),死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就很善于心算,所以在十三岁时就进了宫任侍从。

    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武帝的浪费,致使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国力大衰,财政危机严重。此时的大商人们却趁机牟取暴利,并不想对国家做什么贡献。

    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卖武功爵,还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加强了国家对重要经济的控制和垄断,由国家经营一些重要经济物资,以此谋利,增加国家收入。

    桑弘羊不但是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大臣。从公元前120年开始,一直到武帝去世,他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国家要职,和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同受武帝信任,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西汉政府将盐、铁、酒全部实行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

    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渔利,平准令即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收购,第二年粮价高时,国家再低价卖出,目的是平抑物价,维持社会稳定,也打击商人的投机。算缗即按照财产数额来向商人们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都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上述措施基本缓解了经济危机,在增加国家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但这种抑商政策也打击了商业经营,告缗令执行后,中等的商人几乎有一半破产了。

    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升为御史大夫,和霍光上官桀等四人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到长安,商议盐、铁等国家经济要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派人士激烈攻击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不符合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主张改变这种政策。而桑弘羊则坚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双方发生争论。最后,除了废除酒类专卖政策,改成征税以外,盐铁官营等经济措施没有改变。

    第二年,桑弘羊和权臣霍光在国家政策方面发生分歧,后来又和燕王旦、上官桀父子策划废昭帝,立燕王,最后失败被杀。

    2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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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思想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武帝执政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坚决进行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     

    汉初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在武帝为财政困难而忧虑的时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静。他很想为抗匈战争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财政的困难多么严重,抗匈战争总是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财政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庞大的战费没有着落,就会拖战争的后腿,使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保证。他知道武帝的决心很大;即使在筹措战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在计划一次对匈奴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必须及时解决财政困难才能使武帝无后顾之忧,增强战争的有利形势。他反复考虑了理财的办法,一方面认真研究当时的现实斗争情况,一方面又从前辈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一个指导思想是: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贯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法家的一个突出经济思想、是重视包括家庭纺织业在内的农业的发展。先秦法家提出农战方针;以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要求。西汉法家如贾谊、晁错,也很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搞好农业必须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归纳起来、桑弘羊以前的法家发展农业的政策主要有:废除井田制,发展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增加农业人口,限制兼并活动,减轻农业税,提高粮食价格,奖励交粮食给国家(买官或赎罪)的人,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改进生产技术,移民垦荒,等等。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应该继续推行。但仅单靠这些还解决不了当前的财政困难,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还主张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是为了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时,商鞅在抑商的同时,又“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做到“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战费充足)”。汉文帝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贾谊指出,国家掌握货币。“钱轻(购买力低)则以术敛之,重(购买力高)则以术散之”。可以使物价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有余)”,可以使朝廷“官富实而末民(工商奴隶主)困。”商鞅的实践和贾谊的论述,都说明抑商和利用商业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两者并不矛盾。

    使桑弘羊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总名为《管子·轻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论述了国家经营工商业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打击工商奴隶主的兼并活动,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管子·轻重》作者用商品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贱),聚则重(贵)”。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货币和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山海”(盐铁官营)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就能调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商人的兼并活动,防止农民破产,而又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做到“不籍而赡国”。就是说,不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能充裕国家的财政收入。

    这种经济理论,叫做“轻重之数”或者“以轻重御天下之道”。桑弘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再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

    第二个指导思想是:以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为政策的重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西汉前期,工商奴隶主利用商品生产这块土壤.通过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牟取暴利。他们“管山海之利”,垄断重要生活、生产资料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致富业”。他们(以及地方豪强)大量铸造劣质钱币,扰乱市场,获取暴利。他们放高利贷,直接用货币来榨取更多的货币。他们还隐瞒自己的财产、资本和营业额,偷税漏税,破坏西汉王朝的财政制度,加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积累。他们“滞财役贫”,掠夺和剥削小生产者,兼并农民的土地,迫使一些破产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使用奴隶于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领域复辟奴隶制生产关系。他们“众邪群聚,私门成党”,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破坏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颠覆地主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破坏抗匈战争。

    凡此种种,都说明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的斗争势在必行。文帝时,晁错已经揭露了工商奴隶主势力膨胀以及他们兼并农民的严重社会现象,指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管子·轻重》作者也指出工商奴隶主是国君的敌人,如果不对他们进行限制,他们就是一国的“二君二王’”。武帝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工商奴隶主的矛盾更加尖锐。打击工商奴隶主,把原来被他们把持的财源变为国家的收入,既能解决财政困难,又可消除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物质基础,收一箭双雕之效。

    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是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障碍。因此桑弘羊要把进一步打击这两股势力作为政策的重点。

    桑弘羊把自己关于理财的设想告诉武帝。武帝非常满意,就把理财的重任托付给他。桑弘羊欣然接受。这是元狩三年的事。这一年桑弘羊是三十三岁,入宫已经整整二十年。

    正式实施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是抗匈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在武帝和御史大夫来访的支持下,西汉王朝实行了桑弘羊提出的五项重要措施。

    救灾是当务之急、桑弘羊的第一项措施是把灾区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往陇西、北地、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上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等郡落户垦荒。移民的衣食都由政府供给,还贷给几年的生产和生活费用,沿途有官员护送,“其费以亿(十万)计,不可胜数”。移民到边境垦荒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相结合的有力措施,又使灾民的生活得到安排,生产发展后还能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

    第二项措施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就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减轻法定钱币重量,实行通货贬值。白鹿皮币用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周围画上彩色花纹,一张值钱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进)皇帝或相互聘享,都必须用它来垫璧做礼品。这实际上是对王侯,宗室强迫征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和劳动人民没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它不是通货。

    第三项措施是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同孔仅、东郭咸阳详细讨论了盐铁官营的办法,然后由孔和东郭通过大农舍颜异上奏武帝建议“募民自备费用”,让他们向政府领制盐工具煮盐,产品由政府收购。铁器则由政府生产和销售。敢私自铸铁器和煮盐的。用足钳(刑具)钳他的左趾。没收他的生产工具和产品。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派孔仅和东郭咸阳乘车到全国各地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乘机在各地安插了一批工商奴隶主担任盐铁官。

    第四项措施是实行算缗。缗是指缗钱,每千钱叫做一缗。算缗,就是按缗计算税额的征税办法,一算二十钱。算缗的具体政策是:从事商业的(包括囤积商品暂不出卖的在内)按营业额(囤积商品按商品价额),从事高利贷的按贷款额,每二缗纳税一算,从事手工业自产自销的按出售产品价格,每四缗纳税一算;车船要征通过税,车一辆一般人纳税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长五丈以上的纳税一算。凡是经营工商业、高利贷的,不管有没有市籍(商人户口),都要纳税。纳税数额根据自报,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偷税漏税的,一经查出就没收其财产,并发往边疆服役一年。检举揭发的人,奖给没收财产的一半。

    第五项措施是针对工商奴隶主“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兼并和复辟活动。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反这一禁令,就没收他们的土地和农业奴隶。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新兴地主阶级用政治权力来限制工商奴隶主的货币权力,不许被他们掌握的货币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是上层建筑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政策同理财并无直接关系,桑弘羊将它作为五大措施之一,说明他的着眼点不仅仅限于解决财政困难,而是立足于巩固整个封建制度。

    由于实行了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使元狩四年的巨额财政支出基本上有了着落,从物质上保证了这一年进行的抗匈大战役的胜利。

    告缗运动

    元鼎二年,武帝升任孔仅为大农令,命桑弘羊接替孔仅原来的位置任大司农中丞,负责国家财政收支。有了这个正式的财政官职,使桑弘羊能更直接的发挥作用。

    桑弘羊出任新职后,首先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告缗运动。这时工商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打退工商奴隶主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工商奴隶主违法活动的大检举大揭发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抵皆遇告”。武帝和桑弘羊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治缗钱,依法没收不法工商奴隶主的财产和奴隶,被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全国共一千三百一十四县。武帝时大致差不多。依此推算,没收的土地有几千万亩。没收的土地和奴隶的数量都大得惊人。经过这次告缗,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多破了产。这是西汉王朝对工商奴隶主致命一击,也是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工商奴隶主的经济实力基本上被摧毁,复辟奴隶制的主要社会基础受到了一次疾风暴雨式的大扫荡!

    工商奴隶主被扫荡,他们退出的工商业阵地急需去占领,于是桑弘羊又在有些地区试行均输。同时他还规定凡纳谷给国家的可以补官,纳谷六百五的升为郎官。

    由于有了盐铁官营和告缗的收入,武帝时期的财政困难终于得到了解除,“用少饶矣”。实现了这个条件,桑弘羊就着手整顿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经桑弘羊建议,武帝发布了禁止郡国铸钱的命令,将铸币权集中到上林苑的均输、辨铜、钟官三个机构(总称上林三官),非三官所铸钱不准流通,各郡国原铸钱一律销熔,铜上交给三官。三官钱重五铢,同元狩五年铸造的一样,但钱的质量更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这一次统一铸币,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货币制度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西汉王朝的巩固。

    抗匈战争需要有大量的战马。元狩三年为了准备对匈大战。长安养的母马多至数万匹,牧马的士卒不够,要到附近的郡县去调。可见养马规模之盛。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战马不足也是原因之—。元鼎五年桑弘羊建议武帝采取群众性的繁殖马匹办法,为继续进行抗匈战争作准备。办法是由政府贷给边县牧民母马三年,归还时除取息十分之一外,产出的幼马归养马人所有。次年又命令王侯以下至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各出母马给亭,全国亭亭养马,大量繁殖马匹,国家对母马征税。这两种办法的实行,既保证了马匹的供应,又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轻重理论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贬卜式为太子太傅,罢掉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官职,提升四十三岁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也叫按粟都尉),兼领大农,总管财政经济工作。桑弘羊担任新职后。立即运用轻重理论,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二、推广均输,三、实行平准。

    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同时对原来的盐铁官作了一次审查。清洗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商奴隶主分子。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在二十八郡设盐官,四十郡设铁官。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也由政府收购。政府收进这些土特产后,不一定运京师,而是运到价钱高的地方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润。经过五年的试行,取得了经验,桑弘羊决定在全国推广。他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将他们置于大农部丞的领导之下,负责开展这一工作。

    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平准和均输是密切联系的。均输调节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平准则调节一个地区内的商品流通。均输从甲地收过多余物资运到乙地出卖,这种活动本身对两地都具有平准的作用。因此负责平准的官员可能就由均输官兼任,均输和平准相辅而行。

    实行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因此以后武帝在各地巡视,“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亿)计”,都没有发生财政困难。

    同时桑弘羊还发展了纳粟买官或赎罪的办法,准许纳粟免徭役或免告缗,依不同对象而定:吏纳粟可以补官,罪犯纳粟以赎罪,一般人民纳粟可以免除终身徭役,商人纳粟可以免除告缗。纳的粟输送到太仓、甘泉仓(在今陕西洛河北)和边郡贮存。这一政策实行仅一年,太仓、甘泉仓就贮满了粮食,也有了余粮。纳粟政策有利有弊。它使国家在不增加田赋的情况下掌握更多的粮食以备战御荒,还有助于提高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它对缺粮的贫苦农民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并使罪犯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有空子可钻。

    重新核定田赋

    桑弘羊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做到了“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西汉的田赋一直比较轻,景帝元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以前是根据常年产量十五税一,二年开始改为三十税一。武帝时清理田亩。统一亩制,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合今零点七五亩),重新核定赋额,仍三十税一。田赋轻首先对地主有利,自耕农也有好处、这是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除田赋外,还有主要以广大劳动人民为征收对象的三项基本税收:算赋、口赋和更赋。武帝时只有口赋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其它两项都没有增加。因此武帝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虽在后期有局部激化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全面激化。桑弘羊的出色成就,使武帝对他极为信任和重视,一直让他身居朝廷要职。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武帝正式任命五十三岁的桑弘羊为大司农(原来是兼职)。

    酒类专卖

    天汉三年,“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经桑弘羊报武帝批准施行。所谓酒榷,就是酒类专卖。酒是非生活必需品,要用粮食酿造。在粮食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需民食,防止过多的粮食消耗于制酒是十分必要的。文帝后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曾有禁止酿酒的法令。而且还规定,三个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喝酒,要罚黄金四两。桑弘羊实行酒类专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节约粮食保证军粮供应,垄断卖酒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尚在其次。

    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桑弘羊会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向武帝建议屯垦轮台以东一带,经营西域以削弱匈奴。年迈的武帝这时想休养民力,没有采纳。后来昭帝刘弗陵还是实行了这一主张,到宣帝刘询时收到很大效果。

    对外贸易
    桑弘羊对对外贸易的作用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的”本重币虚“的思想比西欧十五世纪重商主义”以货币为本“的思想领先许多。虽然货币的多少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但他不把货币的取得作为对外贸易的目的,而是以货币为”末“、为”虚“,以供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品为”本“、为”实“。     

    桑弘羊主张对外贸易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即尽可能向国外输出多余商品,以造成国外对国内商品的以来,从来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二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达到”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既要削弱敌国,又要丰富国内的商品供应。桑弘羊认为,只要严格控制出口,并大量输出国内丰富的黄金和丝绸,就能从急需黄金和丝绸的敌国换取国内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敌国,还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禁止铁兵器的贸易,还可以使西域各国的军队难以与汉军抗衡。

    3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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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桑弘羊生前死后被当成“言利小人”和“聚敛之臣”的典型而饱受世人非议,在生前也曾受到“烹弘羊,天乃雨”的诅咒臭骂,但其倡导实施的“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等财政经济政策对于广开西汉政权财源、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打击豪强巨室力量等都作了巨大贡献,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因此其个人功劳绝不处于卫青、霍去病等汉代名将之下,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桑弘羊的经济思想表现了一种以官营商业来强化经济统一的封建体制,带有鲜明的维护民族统一及中央集权的特征。因此,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有着时代进步性,为西汉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维护及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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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卫青、霍去病等名垂史册不同,桑弘羊生前死后却被当成“言利小人”和“聚敛之臣”的典型而饱受非议。甚至《史记》、《汉书》均不为其立传。

    张汤:桑(弘羊)、霍(光)为我戒,岂不厚哉!

    司马迁: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班固:上方欲用文武……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运筹则桑弘羊。

    蔡邕:昔伯翳综声于鸟语……东方(朔)要幸于谈优,上官(桀)效力于执盖,(桑)弘羊据相于运筹。

    曹操: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

    曹丕: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

    贾思勰:益国利民,不朽之术。

    白居易: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

    杜佑: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

    刘晏: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

    王先谦:因(田)千秋不言,宏羊力持,盐铁卒不能罢,但罢榷酤而已。班(固)于赞中,痛责千秋,而附宏羊诛灭事于此传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

    司马光:(均输法)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苏轼:①”自汉以来,学者羞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②”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李贽: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范祖禹:兴利之臣,鲜不祸败。自桑弘羊以来,未有令终者也。

    宗稷辰:剥汉自弘羊始。

    孙中山: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5生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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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当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一种认为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是依据于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卷三○《平准书》(《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相同),其文云:“(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是《盐铁论》卷四《贫富》所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

    因为这两条记载都说桑弘羊十三岁时开始做官,而桑弘羊的自述又有着明确的历史年代,乃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发言,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考订出其“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由此上推,即完全可以确定桑弘羊的生年。

    然而,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所谓“六十有余年”,究竟是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抑或只是六十年的大约说法,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确定。因此,凡主张“六十有余年”“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者,即认为桑弘羊当生于景帝五年。例如:

    盖弘羊所言之“六十有余年”,既为十三岁服官后获禄受赐之年数,而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为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由此上溯,至武帝建元元年,恰为六十年。诸书均未言弘羊曾事景帝。故其为侍中时,至早不能超过建元元年。其曰“六十有余年”者,乃谈话时约计之词,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也。[①]

    而认为“六十有余年”当为实指且强调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者,即提出武帝继位实际在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是年十月始改为建元元年,由此下推到始元六年,“恰巧为六十一年,与桑弘羊居官的年数大致符合”,故桑弘羊出生于景帝四年[②]。以上二说都主张古人一般讲虚岁[③],由此再上溯十三年,则应当加上十二年。但如果桑弘羊确曾事过景帝,并把十三年看作周岁,也就可以把桑弘羊的生年最早推定到景帝二年。例如:“桑弘羊年十三侍中,为汉景帝后二年;……因之,桑弘羊的生卒年,当为生于汉景帝二年,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享年七十五岁(公元前155——公元前80年)。”[④]

    由此可见,要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其关键实际有三个问题:一是“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二是桑弘羊是否事过景帝,三是“年十三”究竟虚岁还是周岁。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这三个问题都很难完全解决。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上述认为“六十有余年矣”乃六十年的“约计之词”,显然不确。对此,吴慧先生就曾作过比较有力的反驳。他说:

    马元材《桑弘羊年谱》定桑弘羊生于公元前一五二年,硬把“获禄受赐的六十有余年”说成是“谈话时约略之词”,实际只六十年。“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其说不可从。症结就是忽略了武帝的即位在建元元年的上一年,因而断定是桑弘羊年十三进宫是在建元元年。[⑤]

    李运元先生也辨析说:

    按,弘羊乃精于计算数字者,所言年数绝不会含糊夸大,当有所本,绝不可能把“六十年”说成“六十有余年”。正因为如此,所以特在其后加上一个在语法上表“已然之事实”或表“言者语意之坚确”(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9—360页)之助动词——“矣”字。[⑥]

    但即便如此,所谓“六十有余年矣”,究竟是指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甚或六十三年(由于是考证余年,故六十四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也仍然难以确定。

    再从第二个问题来看,许多学者都强调史书未载桑弘羊事过景帝,因而桑弘羊的入仕只能在武帝即位初年。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和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史书皆未载桑弘羊未曾事过景帝,他的入仕很可能就在景帝时期。王利器先生曾提出:“桑弘羊当是在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以赀为郎的。”[⑦]这种看法即值得人们重视。

    诚然,王利器氏的论证尚存在一些疏漏。他的主要依据是《汉书》卷五《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其文云:

    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因为他认为这一诏令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所以主张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其本身即颇多争议。更何况,就算是能够商贾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桑弘羊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这从霍光筹办盐铁会议的时间即可以得到印证。据《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盐铁会议的准备工作始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诏举贤良、文学,到始元六年二月会议正式召开,前后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况且,为抓紧时间并确保会议的召开,霍光还专门让文学“乘传诣公车”[⑧]。卫宏《汉官旧仪》卷上称:“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这当然说的是加急的“弛传”,普通驿传和人员运输的速度则比较慢,而且也不能日夜兼程。另外,文学也主要是来自“山东”郡国,所谓“文学皆出山东”[⑨]。尽管许多郡国到长安的路程要比洛阳到长安远,但考虑到会议的紧急和重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交通状况[⑩],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出:即使桑弘羊的“以赀为郎”确实是根据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他的入宫亦至少要到景帝后元二年九月之后。故史载桑弘羊“年十三侍中”,“实际”也还是在景帝后元三年。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十三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陪读,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至少在前期并不具有官员的意义)。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那种认为景帝好老,“用不到这样的小侍中”[11]的看法,恐怕有些绝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古人一般皆用虚岁,但也并非都用虚岁。实际上,为了能够比较精确地说明时间,或强调一个人的特殊才能和经历,史家有时也采用周年、周岁来记载。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

    [①] 马元材(非百):《桑弘羊年谱订补》(按:本书系马非百先生1934年出版的《桑弘羊年谱》的订补本),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8页。又,陈直先生的《盐铁论解要》亦认为:“经过武帝五十四年,昭帝六年,共六十年,本文作六十有余年,是约略言之也。”(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②] 安作璋:《桑弘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4—85页。

    [③] 按:从武帝建元元年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140—前81年),共五十九年,若从景帝后元三年算,则为六十年。故以上无论主张“六十有余年”为六十年者,还是六十一年者,实际也都是的六十个年头或六十一个年头,而并非实足年数。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前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30页。

    [⑤] 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9页注①。

    [⑥] 李运元:《西汉理财家桑弘羊的生年和入仕指误》,载《经济学家》1998年第1期。

    [⑦] 《盐铁论校注(定本)·前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页。

    [⑧] 《盐铁论》卷一《复古》。

    [⑨] 《盐铁论》卷五《国疾》。

    [⑩] 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页。

    [11] 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4页。

    [12] 另请参看于琨奇《秦始皇评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09页。

    [13] 按:《战国策·秦策五》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可知《史记》的记载实际是抄自《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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