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者,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名之,为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三十三篇,四百九十章。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初也没有统一的名字,“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在整理编订为一书之后,才确立了现在的书名。《战国策》为叙事体,以记言为主,以国分类,各自成策,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尖锐复杂的兼并斗争和谋臣策士往来游说的言行,开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之先河。

书名
战国策
又名
《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
类别
先秦史书
成书时间
战国
体例
国别体
作者
不详。
思想倾向
纵横家
整理者
刘向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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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

战国策注战国策注
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2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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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3关于性质的论争:子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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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

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士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历代史志及“四库全书”也都归之于“史”部。

子书说

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从刘向《录》中得到启示“,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刘向)一家之学(”《战国策札记后序》)。

他们的意见都不无道理,但各执一端,末免偏颇。其实此书本来就是一部贯串着纵横家思想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清人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实则应该说“六经皆史料也”。除去后人添上的那些惑人眼目的神圣光圈,所谓“六经”与《战国策》一样,都是我国先秦时期珍贵的历史资料。

4思想评价: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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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书影
尽管战国策文辞之美,历代学者,众口交誉;但对它的思想内容却是众说纷纭,毁多于誉。刘向称赞它“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宋儒曾巩即持异议,他直斥《战国策》为“邪说”,并认为:“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因而主张对其“放而绝之”。为了实践这种公“毒草”于天下,使做“反面教材”的主张,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搜求残篇断章,重加整理,这才使当时已几乎散佚殆尽的《战国策》一书“复完”。到了南宋,姚宏和鲍彪和绍兴丁卯在曾巩校补的基分别于绍兴丙寅(础上为此书作注,便又出现了姚宏的续注本和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后来,元吴师道又为鲍本作了补正。此书始得以流传至今。

自曾巩所谓“邪说”之调一定,其后鲜有更持异议者。清代的陆陇其发表了颇具代表性和总结性的评论。他说《战国策》一书,“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他“惟恐学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煞费苦心地著了一本《战国策去毒》,要用“孟子之道”,去其“大毒(”见《战国策去毒序》),堪称曾巩的异代知音。总之,《战国策》一书,由于其思想内容驳杂,不合所谓“圣人之道”,与我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思想大相径庭,因而历来颇受冷遇,“学者不习”(鲍彪《战国策序》),几至消亡;甚而被目为异端,并被斥为“畔经离道之书(”李梦阳《刻战国策序》,见《李空同集》卷之二)。  

其实,在战国时期,诸子并立“,百家争鸣”,儒家并未定为一尊,本无所谓“正统”与“非正统”,当然也就并不存在什么“畔经离道”的问题。李氏所谓“畔经离道”,无非代表了后世封建文人从正统儒家的观点出发,对《战国策》一书所作的贬斥罢了。然而不容讳言,《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的确与儒家格格不入,我们倒是正可从所谓“畔经离道”的贬斥中,见出它的思想特征和思想价值。

5纵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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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纵”与“横”的来历,

《战国策》插图《战国策》插图
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纵”指“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横”指“连横”,即一强连一弱以破获众弱,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计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汉书•艺文志》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二家,百七篇”,今皆已亡佚。纵横家文献今存《鬼谷子》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鬼谷子》多讲揣摩、捭阖之术,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战国策》是纵横家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

6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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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照人的“士”的形象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促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其事迹言论有不少就是虚构的。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如《秦策一》写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夜室独语,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虚拟而成。而《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表现了邹忌内心的活动,而且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展现。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辨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蜓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灵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再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隐,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叙述语言有时描写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7独树一帜的寓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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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寓言故事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寓言、社会寓言和历史寓言三大类。

动物寓言

《战国策》的动物寓言,主要通过拟人化的方法,把动物的兽性特征和某些人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含蓄地体现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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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和哲理,自然贴切而又意味深长。例如“鹬蚌相争”(《燕策二》):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

鹬好和互相抓住对方的弱点,死死咬住不放,都只看到自己有利一面,而不顾后果。通过这样的想象,人们可以从一般动物争斗中得到可供人类社会借鉴的经验教训。再如“狐假虎威”(《楚策一》),狡猾的狐狸借助老虎的淫威,吓得山中百兽望风而逃,竟使得老虎误以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掌百兽”而不敢去吃它。《战国策》用来说明诸侯之所以害怕楚将昭奚恤,是因为他背后有楚王的强大力量。到了后世引申为成语,讽刺豪奴悍将依仗主子势力欺凌百姓的恶霸行为。

还有些寓言,虽然不是动物,但也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如“土偶与陶偶”(《齐策四》),作者抓住土偶遇水虽然分解终究复归本土,陶偶遇水则漂浮四方不知所归的特点,说明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在政治上不能离开根本之地,否则流浪异国无所依托,意味深长,可能是当时的民间传说。

社会寓言

社会寓言是把社会上某一些类型人物的愚蠢可笑或异乎寻常的行为用漫画化手法加以夸张,异常荒谬,使之更集中突出更具有典型性,从而寄寓深刻的教育意义。故事主角悟姓名,只是“某人”、“有人”或“宋人”、“楚人”;也未必实有其事,但生活中的确存在类似现象。它包含的讥讽作用与笑话同,但它影射比喻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故又别于一般生活趣谈和浅薄笑料。更高级的社会寓言,除体现作者当时所要说明的事理外,往往还具备一定的哲学意味。

如《齐策二》“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寓言的本旨是陈轸劝说楚将昭阳,位高爵重无以复加,必须知足,不然会有爵夺身亡的危险。然而其客观意义更为普遍。它讽刺了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蠢人,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律性,不能随意超越,不然就可能弄巧成拙。

又如“南辕北辙”(《魏策四》):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故事本意是反对魏王以武力征服天下,读者却可以从中体会到,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目的愈远。

历史寓言

我们把利用某些真实历史人物的言行,附会以虚构的情节,从而寄寓更深刻的道理的故事叫做历史寓言。它不同于确凿可靠的信史,因为某些情节可能是后人捏合改造的,显然靠不住。但又不同于一般民间传说,其重点不在故事本身,而是作者所要进一步阐明的某种见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其作用不在于寻找论争的历史根据,而是充当说理的形象比喻。例如《秦策二》的“曾参杀人”,作者编造这个故事,目的并非替曾参辩诬,而是要说明,流言可畏,众口铄金,提醒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对舆论不可轻信。再如《燕策二》的“伯乐一顾而马价十倍”,伯乐是出名的相马专家,引起他注意的马一定是好马。故事说伯乐接受卖马者的贿赂而故意回顾以提高马价,很可能并不符合伯乐的真实个性。但作者的用意并非批评伯乐或揭露卖马者,而在于说明有了名人的推荐,庸才也会身价倍增。当然也可以从中吸取不要崇拜虚名,不能认人不认货的教训。《楚策四》的“惊弓之鸟”,目的不是赞颂神箭手更嬴的绝技而是以负了重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比喻心有余悸的失败者不看委以重任。《西周策》记名将养由基百发百中,人皆称善,一过路人只说“可教射”。养由基不高兴,求他教射。那人说,我不能教你如何射箭,但是知道如果不停地射,不知休息,一会儿精疲力竭,一发不中,就前功尽弃了。主旨是告诉人们做事要留有余地。

《战国策》的寓言,大部分情节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是作为比拟的修辞手段。其所反映的思想皆能切情入理,贴近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主题鲜明,使人一看就明白,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汪洋恣肆,不易捉摸。《战国策》寓言多采用口头陈说,所以保留着某些口语的痕迹,浅近朴素,不加修饰,明白晓畅。许多寓言咋后世演变为成语,至今仍在使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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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星电子书:熊宪光《战国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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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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