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的书香之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担任过华兴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也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民国二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遭枪击,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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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宋教仁
    别    名
    遁初,渔父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桃源
    出生日期
    1882年4月5日
    逝世日期
    1913年3月22日
    职    业
    政治家,革命先行者
    毕业院校
    日本法政大学
    主要成就
    创办华兴会 改兴中会改为国民党
    代表作品
    《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间岛问题》等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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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三十二岁。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著有《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

    2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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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生涯

    宋教仁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民国成立后

    民国二年2月1日,宋教仁自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遇刺身亡及遗言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宋教仁宋教仁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2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追查凶手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着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

    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宋教仁是“国民党”实际创始人,三元首之一(另两位:孙中山、黄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先后担任过“湖南华兴会”(后与“广东兴中会”、“江浙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3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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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责任内阁制”。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宋教仁开始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抨击时政和阐释他的政治观点,应当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先在日本留学,后归国任《民立报》主笔,公开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其时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预备立宪”,在不危及当权者统治权的前提下进行小心翼翼的改革。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维新派和改良派的路线,客观看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已经系统化学习过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来,这些小脚女人似的改革与其说是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开清廷立宪“虚假的面纱”。

    清政府初有立宪之议,宋教仁便明确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因此,在这种满汉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清廷决不能实行立宪,即使实行也是假货。

    对于预备立宪过程中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宋教仁给予更加严厉的抨击。他讥讽说,《宪法大纲》上“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条文不啻于秦始皇万世梦想的翻版。 对于立宪过程中成立的资政院,宋教仁认为,资政院既是代议机关,应有国家大政计划的议决权。日本、丹麦等四国借款,清廷没有交资政院议决,不声不响地就办了。资政院院章的修改,也不经过资政院议决和协赞,而是交给一两个朝廷家奴负责,剥夺了国民的参与权,谈何立宪精神? 《宪法大纲》规定官员任免权由君王垄断,议员不能干预,后来又为压制国会请愿和咨议局联合会的要求,发布上谕重申宪法大纲君臣上下必须遵守。宋教仁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之极。首先,大纲条文是从日本抄来的,又以自己的意思略加增减,因此语句不通,不合时宜,不值得去遵守;其次,《宪法大纲》不过是作为将来真正编定宪法的准则而已,当时还没有施行的效力,这怎么能强迫人民遵守呢?其三,宪法大纲规定议员不得干预黜陟权,这议员是指将来国会议员而言,而当时的咨议局联合会不过是普通人民资格,所以此规定怎能强加于该联合会呢?其四,宪法大纲应该君民上下共同遵守,而事实上君王根本没有遵守,这如何能服天下?其五,臣民不得请愿,这既不合立宪国家宗旨,也违背了清朝准许臣民上书言事的国法。 由此,宋教仁得出清廷立宪只是个骗局的结论。

    在一系列文章中,宋教仁对宪法大纲、官制厘订、资政院、皇族内阁都不留情面地予以揭露和批评,指出所谓“立宪”不过是用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以巩固清廷的专制统治。在他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宪政,首先就要改变满汉不平等的现状,其次要成立名符其实的立法机关。而这两点都会直接触动皇族政治集团的利益,无异于虎口拔牙,是当时的清政府统治者的保守和短视,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强国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从他当时的日记中我们得以知道,他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各种文稿。通过系统的学习,他对当时的西方各个强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为更好地绘制中国政治蓝图做了必要的准备。可以想见,同样是在这一种过程之中,他对宪政各问题的观点和认识也成形并走向成熟。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时,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即欲把所学的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付诸实践。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后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国上院多数通过“国会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对法案的否决权,英国贵族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续数百年的两院制最终转变为实质上的一院制,实为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宋教仁随即在《英国之国会革命》一文中论道,英国作为君主立宪的母国,也在逐步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化,难道还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吗? 可以看出,这时的他已坚信君主制势将被民主共和政制取代。

    宋教仁主张内阁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和他亲身体验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深入考察了责任内阁制度的母国——英国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英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王权和民权的争斗之后,终于在17世纪确立了议会制的基本框架。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议会,政府权威完全依靠议会的信任,因此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这种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议行合一,一党或数党联盟只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的胜利,它就获得了组阁的权力,获胜的政党领袖担任首相,内阁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本党,首相包括内阁成员既是内阁的组成人员又是议会成员。“内阁是一个结合性的委员会——是一个进行连接的连字符,一个进行固定的皮带扣,……”“英国宪制有效率的秘密可以被描述为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紧密联合和几乎完全的融合。” 而英国国家元首的角色比较特殊,他基本是一个政治象征。但是,这并不等于元首可有可无,事实上他(她)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突出的一个功能是充当政府与议会冲突的调解者。按照白芝浩的论述,民众对王室发自内心的尊崇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它使得“中间阶层在更高阶层的影子里进行统治”。 所以,在议会制国家,元首也被人们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 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曾说:“现在组织临时政府,肇造共和政体,要不是由我们党人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谈政治的改革。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那里可以跟他们谈革命,讲民主?‘以涂附涂,未见其有济也’。我认为组织政府之初,应该全用革命党员,不用旧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4被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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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袁世凯杀宋说

    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任务已完成的密电

    袁世凯袁世凯

    正方: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这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

    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 3月13日,应夔臣给洪述祖发电报称“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而后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反方:不可能!宋是国民党内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唐德刚对袁宋关系有个段子:

    “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

    如果袁想杀宋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嘛。

    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暴的黄兴来还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袁克文引袁的这番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都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它党派” 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其它党派”的性质。其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赵秉钧杀宋说

    正方: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赵往哪搁呢?此说有“证据” 支持:

    赵秉钧赵秉钧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1901年,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其后又建立全省巡警网,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 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

    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甚至袁世凯。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内有联络通讯密码。

    反方:赵与宋其实私交甚好,赵甚至于把宋当偶像看待。

    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

    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袁世凯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

    赵死后传说纷纷。坊间说是袁毒死了赵,说:赵抑郁成疾,袁特派名医给他看病。谁知药入口后,腹如刀绞,便呜呼毕命了。但反此说者认为:从各方面看赵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袁杀赵找不到铁证。

    陈其美杀宋说

    正方:宋教仁不仅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说会写,且擅长演说,热衷于政论。尽管孙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是此时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已离开北京去了日本。孙中山走后,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成了代理理事长,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陈其美陈其美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陈其美、应桂馨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为人一向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谋刺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

    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反方: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宋案已发生了近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5死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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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反应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

    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

    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黄兴的第一反应

    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

    黄兴黄兴

    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

    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再杀张振武,今年1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追查凶手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6人物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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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赠冯心侠对联

    定志而勉之,天下无不可成之事。—— 摘自宋教仁日记

    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宋教仁《致李、胡二星使书》

    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宋教仁自题联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且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东京学校甚多,应吾人种种志愿之学问,皆无虑不足,自抱定目的来学而已云云。

    ——摘自宋教仁日记1905.9.9篇目

    7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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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

    《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

    《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

    《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

    《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

    家庭成员

    方氏:宋教仁之妻。生前常居于家乡-湖南桃源。夫故去后,接受爱国人士捐款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发抚恤金予安顿生活。独子于上海求学期间,每逢暑假即前往沪探子。惟独子病逝后,生活失去重心。1964年5月24日,吴相湘在其著作《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的自序中记载:‘又见报载宋先生遗属寡媳一人在桃源转徙流离孤苦伶仃之讯(宋之独子殁于抗战前);更伤英雄无嗣之凄凉。’

    宋振吕:宋教仁与方氏之独子。少年时,离乡赴上海读书,毕业后曾留学日本;1934年随行欧洲司法考察后,曾服务于中华民国监察院审计部至1936年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36岁)。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宋振吕之妻叶惠英亲笔签发证明,追认宋教仁为革命烈士。

    宋奇璋:宋振吕之独女;婚后育有2子3女。

    宋丕兴:宋奇璋的孙女、宋教仁的玄孙女

    8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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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宋教仁遗照
宋教仁遗照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宋教仁挨打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9后世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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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为宋教仁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报纸报纸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 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早已经陷入恶性专制循环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除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外还有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符合现代议会民主特征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10后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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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中华民国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于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只是当时孙文已对外宣称将退出政界、专注实业,稍晚并由袁授予“筹画全国铁路全权”,故委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

    11宋教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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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白话文翻译如下:

    先生的死,全天下的人都感到惋惜。先生的行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又要如何记载呢。照实写下吧?实写有人会杀了我。扭曲事实写出来吧?这样连天都要杀我。哀叹你在九泉之下的泪水,天下人流出的鲜血,我所写的墓志,都将成为那国贼的铁证。我把它刻在空山的石碑中,期待将来有一部好的史书,将史实刻在各位的心中,将证据永存于天地。叹息!

    12宋教仁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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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现已重建)坐落在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该村风景优美、秀丽,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重建渔父祠,以为纪念。

    宋教仁故居宋教仁故居

    2.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游客罕至的绿荫深处,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这清幽静谧的楼房,曾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

    畅观楼建于光绪年间,是清末乐善园中最高的一组建筑,也是北京地区惟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慈禧太后西式行宫,其建筑风格为欧洲巴洛克造型。畅观楼坐北朝南,三面环水,背靠青山,楼南小溪之上建有汉白玉小桥一座。桥南两侧摆搁铜铸雄狮、麒麟各一,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为清代北京地区铜铸之精品。

    辛亥革命后,畅观楼曾作为北平农事实验场及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世凯当政时期,畅观楼一度成为国民党先贤在京秘密串联抗袁人士组织政党内阁、实现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畅观楼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名人先贤驻足的痕迹。

    1916年6月,为纪念宋教仁,人们特地在鬯春堂与畅观楼之间建造了一座高约2米的宋教仁纪念塔。纪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只余一座两层的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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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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